在集中营里，说起来可能让人觉得奇怪，好奇是大家最常见的心理。大家除了惊恐、屈辱、绝望，还感到好奇：人们渴求面包，也渴望理解这一切。我们周围的世界颠倒了，肯定是有人让它颠倒的，因此这个人也是颠倒的：一个、一千个、一百万个反人类的人，生来就为了歪曲正义、玷污纯洁。这种简化并不妥当，但那时候，在那种地方，我们已经失去了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

我承认，对于这些恶人，并不局限于纳粹头目，我的好奇心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市面上已经出版了上百本分析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等人心理的书，我也读过十几本，但并不满意。可能问题在于，纪实性内容有一种本质的缺陷，几乎永远不能呈现一个人最深层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目的，剧作家或诗人要比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合适。

然而，我的调查研究也不是徒劳无功。几年前，命运似乎带着挑衅的意味，阴错阳差，让我与“对方的一个人”有了交集。他当然不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可能连名副其实的坏人都算不上，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样本、一位证人。但他不情愿做这个证人，也许在他不愿意，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已经成了证人。这些文字毋庸置疑是真实的，通过自己的行为作证的人，本身就很珍贵。

他几乎是另一个“我”，一个站在对立面的“我”。我们是同龄人，专业都差不多，可能性格也类似。他——莫滕斯，德国青年化学家、天主教徒；而我——意大利青年化学家、犹太人。我们有成为同事的可能：事实上，我们确实在同一家工厂工作过，但我被关在带刺的铁丝网里，而他在外面。当时，有四万人在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工作，我们两个人也在其中，他是总工程师，而我是奴隶化学师，要说我们见过，这不大可能。不管怎么说，过去的事也没法验证了，而且我们之后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我是通过这些朋友的来信知道他的：有时世界真是小得可笑，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化学家，竟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熟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利用四处得来的信息，编织出一张网，虽然不比面对面相见，但无论如何也好过对彼此全然不知。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到，这位莫滕斯先生读过我写的关于集中营的书，他很可能也读了其他书，因为他既非犬儒，也不冷漠迟钝。他试图抹去自己过去的一段生活，但他相当文明，不想自我欺骗。他想要的不是谎言，而是遗忘和空白。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要追溯到1941年的年末。那时候，所有还有能力思考，还能抵御洗脑的德国人，都在反思：日本人的势力扩张到了整个东南亚，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兵临莫斯科城下，但闪电战的阶段已经结束了，苏联并没有崩溃，相反，德国城市开始遭到空袭。这时候，没人能置身战争之外，每家每户至少有一名男子上了前线，士兵再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家庭安然无恙。关起家门来进行战胜宣传，已经站不住脚了。

莫滕斯是名化学家，在一座大城市的橡胶厂里工作，公司领导建议他，或者说命令他去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工作。如果接受这个建议，对他的事业有好处，可能在政治上也会有好处。那个地区很平静，远离前线，不会有轰炸，工作内容还是一样的，但薪水更可观，住宿也不用担心，许多波兰人的房子都空着……莫滕斯和他的同事讨论了这件事，大部分同事都不建议他去。谁也不会放弃现有的生活，去换取不确定的东西。此外，布纳厂坐落在一个沼泽地区，不利于健康。那里的历史也很周折，上西里西亚位于欧洲的角落，是统治者更换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不同民族混杂在一起，经常彼此为敌。

但关于奥斯维辛这个地方，没人提出异议。当时，它还是个空洞的名字，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它和其他许多小城市都差不多，不过是波兰众多城市中的一座。德国占领后，它改了名字，由“Oświęcim”变成了“Auschwitz”（奥斯维辛）。似乎只要这么一改，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波兰人就能变成德国人。

莫滕斯考虑到他已经订婚了，把家安在德国有轰炸的危险，不太保险。他请了假，去那地方看了看。他第一次实地考察时看到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回来后就结了婚，和谁也没有细谈，就带着妻子家什去了奥斯维辛，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些朋友，就是写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朋友，请他聊聊在那里的经历，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再次出现在德国时，也没有说什么。那是1943年夏天，他休假回德国了（就算是在战时的纳粹德国，8月份人们也要休假）。那时局势已经变了，意大利法西斯全线战败，已经崩溃，盟军登陆了意大利半岛；对抗英国的空战失败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免于盟军的残酷反攻；苏联不仅没有失败，在斯大林格勒，反而让德军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正是希特勒亲自指挥了这场疯狂的行动。

人们对莫滕斯夫妇很好奇，但大家也很谨慎。即使有各种保密措施，这时奥斯维辛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有些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并不准确，但很可怕：那里和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样，甚至可能比那些地方还糟糕。谈论这个地方可能会冒风险，但周围都是以前的好朋友，莫滕斯从那里回来，肯定知道些什么，要是他知道，肯定要讲一讲。

聚会上，大家都在聊当时沙龙的那些话题。女人们聊起疏散民众和黑市，男人们谈论自己的工作，有些人低声讲述最近反纳粹活动的新闻，莫滕斯却躲开了。旁边的房间有一架钢琴，他在那里弹琴喝酒，时不时回客厅里一趟，也只为了再斟满一杯。午夜时他喝醉了，但房子的主人没有放过他，硬是把他拽到桌边，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你坐在这儿。跟我们说说，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要喝得醉醺醺的，却什么也不和我们说。”

莫滕斯感到很犹豫，醉意、谨慎、渴望坦白在他体内争斗。“奥斯维辛是个集中营，”他说，“不，是很多个集中营，其中一座和工厂相邻。那里有男人有女人，他们肮脏不堪、衣衫褴褛，不会说德语。他们干的是最累的活，我们不许和他们说话。”“谁禁止你们和他们说话？”“那里的领导。我们刚到时，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人很危险，是强盗土匪、破坏分子。”“那你从来没和他们说过话？”宴会的主人问。“没说过。”莫滕斯回答，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时，年轻的莫滕斯夫人插话了：“我遇到过一个女人，她在主任的房子里做清洁。她只和我说过‘Frau, Brot’，‘太太，面包’，但我……”当时莫滕斯肯定并没有完全醉，他粗暴地对妻子说了句“住口”，随即对其他人说：“你们不能换个话题吗？”

至于莫滕斯在德国溃败后的所作所为，我了解得不多。我知道的是，就像当时在东欧的很多德国人，面对苏联人的进攻，他和妻子踏上了一条无尽的逃亡之路，路上满是冰雪、废墟、尸体。后来，他接着做自己的工作，做工厂里的技术人员，但他拒绝与外界接触，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

战争结束后，很多年过去了，再也不会有盖世太保让他担惊受怕，他又说了一些话。这回向他提问的是位“专业人士”——赫尔曼·朗本，朗本曾经是奥斯维辛的囚犯，如今是一位著名的集中营历史学家。莫滕斯在回答具体问题时说，他接受建议搬到奥斯维辛，是为了不让纳粹分子取代自己的位置。他没有和囚犯说话，是因为害怕惩罚，但他总是尽量改善囚犯的工作环境。关于毒气室，那时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来没向任何人打听过。“你没有想到，你的服从实际上助长了希特勒的专制统治吗？”“想到了，现在想到了。但当时没有——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我从来没尝试和莫滕斯见面，我克制住了自己，内心有些复杂，对他的反感只是其中一部分。几年前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希特勒掌权之后，蹂躏了整个欧洲，导致了德国的毁灭。为什么许多善良的德国公民却像他一样，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或者对看到的事实缄口不言？莫滕斯没有给我回信，几年后他去世了。1984

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