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男人一脸严肃地坐在吉普车里，大家都一声不吭——他们四个人一起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但彼此并不是很亲密。那天轮到法国人开车了，他们经过选帝侯大街，汽车在石板路上颠簸，后来在大钟街转弯，绕过一片废墟，一直到了抹大拉街。那里有个弹坑，没法通过，坑里满是泥浆；泥水里有一根管子裂了，煤气从那里冒出来，吹出一串串脏兮兮的水泡。
“26号在前面，”车里的英国人说，“我们下车走过去吧。”
26号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看起来完好无缺，旁边是荒地，地上的废墟被清理走了，长满杂草。有人开垦了几个菜园，零零落落种着些菜。
门铃坏了，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他们决定把门撞开，但只撞了一下，门就开了。房子里落满灰尘，到处都是蜘蛛网，一股强烈的霉味迎面扑来。“在二楼。”那个英国人说。在二楼，他们的确看到了写有“勒布教授”的门牌，那道门很结实，上了两道锁，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打开。
他们进去时，屋里一片黑暗。俄国人打开手电筒，接着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们听到一群群耗子跑开的声音，可是却看不到它们的身影。房间是空的，一件家具都没有，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有一个很简易的架子，两根很结实的杆子，从一面抵向另一面墙，平行放置。那个美国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拍了照，还画了张速写。
地板上是厚厚一层垃圾：破布、废纸、骨头、羽毛，果皮，还有大片红褐色的污渍。美国人用刀片小心刮下一点红色粉末，装进一个小试管里。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堆难以辨别的灰白色东西，看起来干巴巴的，闻起来有尿骚和臭鸡蛋味，里面全是蛆虫。“优等民族！”俄国人用轻蔑的语气说（他们之间说德语），美国人又从那堆东西里取了些样品。
英国人拾起一根骨头，拿到窗前仔细察看。“是什么动物的？”法国人。“不知道，”英国人说，“我从来没见过类似的骨头。或许是某种史前鸟类，但这种鸟冠只……好吧，得做个薄切片。”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恶心、厌恶，还有好奇。
他们收集了所有骨头，都带上吉普车。这时，车子跟前已经围了一群好奇的人：一个小孩上了车，在座位底下乱翻。看到四个士兵过来，那些人连忙四散走开了。几个士兵只拦住了三个人：两个老头和一个姑娘。问他们话，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认识勒布教授吗？从来不认识。一楼的斯宾格勒太太呢？她死于轰炸。
他们坐上吉普车，启动发动机。那个姑娘本来转身要走了，却又折回来问：“你们有烟吗？”他们掏出了烟。姑娘继续说：“那些人把勒布教授养的动物吃掉时，我也在场。”几个士兵让她上了车，把她带到了“四方指挥部”。
“那么，那个传说是真的了？”法国人问。
“看来是真的。”英国人回答说。
“预祝那些专家工作顺利，”法国人摸着装骨头的口袋说，“也祝我们顺利。现在轮到我们写报告了，谁也不能替我们写，真是个脏活儿！”
希尔伯特怒气冲冲地说：“这就是鸟粪！你们还想知道什么？什么鸟的粪？找占卜的去吧，别来为难我这个化学家了。你们找到的这些恶心玩意儿，让我花了整整四天工夫分析，简直枉费心机。无论是人是鬼，要是能从这里面发现什么新东西，那就让他们把我吊死吧。你们下次给我带点别的来：信天翁粪、企鹅粪，还有海鸥粪，那我就可以进行对比分析。运气好的话，或许能有什么新发现，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不是鸟粪专家。至于地板上的那些污渍，我在里面发现了血红蛋白。要是有人问我它的来历，我可能要被关起来。”
“为什么会被关起来？”警官问。
“是啊，我一定会被关起来的。要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算是我上司，我也会骂他简直是个白痴。那里面什么都有：血液、水泥、猫尿、耗子尿、泡菜，还有啤酒，简直就是德国的精髓。”
[15]柏林的一个城区。 上校沉重地站起身。“今天到此为止，”他说，“明天晚上，我要请你们吃饭。我在格鲁内瓦尔德 找了个不错的馆子，就在湖边。到时等大家轻松一点，我们再来谈这件事。”
那是家被军方征用的啤酒屋，应有尽有。上校坐在桌首，身边坐着希尔伯特和生物学家斯米尔诺夫。吉普车上的四位士兵坐在桌子两边，桌子另一头是位记者，还有在军事法庭工作的勒杜克。
“那个勒布教授，”上校说，“真是个怪人，他生在一个适合搞理论的时代。你们都很清楚，要是某个理论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需要太多文件程序就能通过，受到大家的推崇，还有上层的支持。但勒布教授是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理，而不是争名夺利。”
“现在，你们别指望，我会仔仔细细跟你们讲勒布教授的理论。首先，我只是个上校，不是科学家，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理解。其次，我是长老派的人……相信灵魂不灭，也很在意自己的灵魂。”
“对不起，长官，”希尔伯特执意打断了他的话，“拜托跟我们讲讲您知道的事。不为别的，只是到昨天为止，我们已经有三个月都在忙这件事。总之，我觉得是时候解开谜底了，让我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您知道，这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到位。”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今晚在这里，也是这个目的。不过说来话长，如果说得有些绕，请大家谅解。如果我离题太远，还要请斯米尔诺夫先生指正。”
“现在我开始说吧。在墨西哥的某些湖里，生活着一种小动物，名字很难记，长得有点像蝾螈。几百万年来，它们一直自由自在、繁衍生息。但在生物学上，它们简直恶名昭著：它们是在幼态下进行繁衍的。现在就我所知，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异端，是对自然规律无耻的一击，尤其是打了那些学者和立法者的脸。总之，好比说一只毛毛虫，具体来说，是一只雌毛毛虫，它在变成蝴蝶之前，就和另一只雄毛毛虫交配，受孕产卵。而从卵里诞生的，当然只能是毛毛虫。那变成蝴蝶又有什么用呢？变成‘完美昆虫’有什么用呢？完全不用费那个工夫。”
“实际上，墨西哥钝口螈（忘了和你们说，那小怪物就叫这名字）就省了这麻烦，它们几乎都是这样，都是在幼态下进行繁殖。一百只或一千只墨西哥钝口螈里，才会出现一个特例，可能是因为活得特别久，它们在繁殖后很久才会变成另一种动物，形态会发生彻底变化。斯米尔诺夫，您别做这个表情，要不您来讲，我只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事儿。”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幼态延续就是这种变态现象的名称，意思是：动物在幼体形态进行繁衍。”
晚餐结束，到了吸烟斗的时间。九个男人来到阳台上，法国人说：“好吧，刚才说的这些事都很有趣，但我没看出来，这和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联系……”
“我们正要讲到这里。还要说的就是，几十年来，他们似乎（上校用手指着斯米尔诺夫的方向）能做些手脚，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种现象。也就是给墨西哥钝口螈用激素……”
“是甲状腺激素。”斯米尔诺夫不情愿地纠正了一句。
“谢谢。用了甲状腺激素之后，钝口螈总会出现变化，也就是在它们死去之前，会发生变形。这就是勒布教授的假设。他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偶然，可能很多其他动物，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蕴藏着某种可能，具有某种潜力，有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能力。虽然可能有很多争议，但这些生物都处于初级状态，都是些‘草稿’，还可能变成‘他者’，而这种形态变化通常不会发生，是因为死亡在这之前来临了。总之，我们也处在‘幼态延续’状态。”
“有什么实验依据呢？”黑暗中有个声音问。
[16]两河流域早期的定居民族，建立了目前所知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 [17]梅洛佐·达·福尔利（Melozzo da Forli，143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 [18]奇马布埃（Giovanni Cimabue，1240—1302），中世纪末意大利画家。 [19]鲁奥（Georges Henri Rouault，1871—1958），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宗教画家。 [20]原文为德语，Opferung。 [21]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的政治人物，为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著有《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是加入纳粹党最早的成员之一。 “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文件里有一部他的手稿，篇幅很长，简直是个大杂烩，有敏锐的观察、轻率的归纳、怪诞晦涩的理论，有时会扯到文学和神话，还有带着仇恨的挑衅，以及对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阿谀奉承。这份手稿没能出版，我一点都不惊奇。手稿里有一章，是对百岁老人第三次长牙的研究，还包括一份秃头者晚年长出头发的案例记录。还有一章，是关于天使和恶魔的肖像研究，从苏美尔人 到梅洛佐·达·福尔利 ，从奇马布埃 到鲁奥 。这里有一段内容，在我看来很关键，这一段中，勒布带着病态的固执，以那种不可置疑但有些混乱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假设……总之，他推测：天使不是幻想的产物，不是超自然的存在，也不是诗意的梦想，天使是我们的未来，也就是我们会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活得足够久，或者接受他的操控，就会变成天使。事实上，接下来的章节，是手稿里最长的一章，我也没怎么看懂，题目叫做《转生的生理基础》。还有一章是关于人类饮食的实验：一个大手笔的实验，要完成它，一百辈子都不够。他提出要让整个村庄，几代人都遵循非常严格的食谱，主要基于酸奶，要么是鱼籽，要么是发芽的大麦、水藻糊。同时严格禁止异族通婚，所有人六十岁都要牺牲（“牺牲” ，他就是这样写的），成为祭品，对他们的尸体进行解剖。愿上帝宽恕他！在卷首引言里，他还引用了《神曲》中的一段，谈到了蛹的问题，蛹虫与完美的形态——‘天使蝴蝶’相差甚远。我刚刚忘了说，这篇手稿最前面有一段献词，是一封信，你们知道是写给谁的吗？是献给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的，就是《二十世纪的神话》的作者。手稿后有一份附录，勒布教授提到了一项他做的‘简陋的’实验，是1943年3月开始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基础实验，可以在普通民房里进行（在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的情况下），大钟街26号正是他得到许可，进行这项实验的民用住宅。”
“我叫格特鲁德·恩科，”那姑娘说，“我十九岁了。勒布教授在大钟街建实验室时，我十六岁。我们当时就住在实验室对面，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情景。1943年9月，来了一辆军用小卡车，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制服的男人，还有四个平民——两男两女，他们都很瘦，头低垂着。
[22]6奥斯维辛：寂静的城市 “后来又运来了很多箱子，上面写着‘战争物资’。我们当时很小心，只有确信没人发现时，才敢看一眼，因为我们知道这事有些机密。好几个月，我们都没什么新发现。教授每个月只来一两次，独自过来，或是与几个军人、纳粹党员一起。我特别好奇，但我父亲总说：‘别看了，不要看那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德国人，知道得越少越好。’后来城市被轰炸， 6号房子没被炸毁，但有两次，爆炸的气流震碎了窗子。
“第一次，我看到二楼的房间里有四个人。他们平躺在地上的草垫上，盖得严严实实，像在冬天一样，可是事实上那几天特别热。他们像死了，或者是在睡觉，但他们应该没死，因为那个看护平静地待在旁边，边读报纸，边抽烟斗。可要是他们在睡觉，那空袭警报的声音难道不会把他们吵醒吗？
“第二次，草垫和人都不见了，房间里用四根杆子搭了个架子，上面站着四只动物。”
“怎样的动物？”上校问。
“是四只鸟，像秃鹫，但我也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它们很害怕，发出恐怖的叫声，好像想要从杆子上下来，但它们肯定是被拴住了，因为爪子没法离开横杆。那些鸟似乎努力想飞起来，但它们的翅膀……”
“翅膀怎么了？”
“叫翅膀都很勉强，上面只有稀稀拉拉几根羽毛了，就像……就像烤鸡的翅膀，没错。它们的脑袋我没看太清楚，我家窗户太高了。但那些鸟一点都不好看，看起来有些可怕，特别像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木乃伊。但看护很快就来了，挂起几块帘子，不让人看里面。第二天，窗户就修好了。”
“后来呢？”
“后来就再没看到什么了。空袭越来越频繁，一天两三次，我们的房子塌了，除了我父亲和我，所有人都死了。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26号房子却没有倒。只有寡妇斯宾格勒太太死了，但她当时是在街上，被低空扫射的机枪打中了。
“俄国人来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很饿。我们在那附近搭了间棚屋，我尽力凑合着活下去。一天夜里，我看到有很多人在26号房子前的街道上说话。有个人打开了门，所有人都簇拥着进去了。我对父亲说：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他又跟我说，少管闲事，但我实在太饿，就出门了。我到那里时，一切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他们在那里吃喝了一通，他们都带着棍子和刀，把那几只鸟弄成了碎片，消灭了。领头的肯定是那个看护，我感觉我认得他，而且他有钥匙。我记得在结束之后，他还不厌其烦地把所有门都关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反正屋里什么都没有了。”
“这位教授后来怎么样了呢？”希尔伯特问。
“没人知道，”上校回答说，“根据官方说法，他死了，在俄国人来的时候上吊自杀了。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像他这样的人，只在失败面前才会屈服。不管人们如何评判这件龌龊事，他确实取得了成功。我相信，要是我们仔细寻找，就会找到他。没准要不了多久，我们又会听到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