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搞化学的，在这里，我想写写自己和化学相关的事。我有另一段不同的经历，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述过了。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很难定义1944年11月的普里莫·莱维，或者说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当时的状态可以推测，我肯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适应了集中营的规则，像磨出了一层奇特的茧子。集中营里的每一天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激动和狂喜，因为俄国人正朝这里进军，离我们只剩下八十公里，解放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环境中，我不仅能生存下来，还有能力思考，记录周围的世界，甚至能写出相当细致的东西。那时绝望与希望反复交替，速度之快，可以在一小时内击毁任何一个正常人。

可是，那时的我们并不算正常人，因为我们饿极了。我们当时的饥饿与众所周知（也不那么让人讨厌）的饥饿感完全不同，不是落下一顿饭，但下一顿肯定能吃上的那种饿，而是一种渴求、一种空洞、一种发自内心的呐喊。这种饥饿感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一年，在我们身上深深扎下了根，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它占领了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控制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吃东西，设法找吃的，这是我们的首要动力。其他的生存问题都远远排在后面，对家的怀念和对死亡的恐惧就更顾不上了。

[27]加拿大西北部城市，气候恶劣，十九世纪末出现淘金热。 [28]《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美国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所著小说，主角巴克是一只文明世界的狗，被卖到荒蛮严寒的北方，恢复野性。 我曾作为化学专家，在一家化工厂的化学实验室里工作（这一点之前也已经讲过了），为了弄到吃的，我从那里偷东西出来。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小就偷东西，要学会偷窃并不容易。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克制住良心的自责，掌握了一些必要技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带着一闪而过的微笑，和一点满足的骄傲）意识到自己正在重生。我是那个循规蹈矩的小知识分子，就像那只著名的老实狗一样，经历着退化，同时也在进化。它是一只经过进化、进入到文明社会的狗，被流放到克朗代克 ，在那里的“集中营”，为了活下去它成了一个贼。这就是《野性的呼唤》中了不起的巴克 。我像它一样，像狐狸一样偷窃，只要逮到机会就偷，但要狡猾精明，不能暴露自己。我什么都偷，除了同伴的面包。

[29]塑料的主要成分。 没错，除了表面上那些可以偷来谋利的东西，这间实验室就像一块处女地，一切都有待探索。这里有汽油和酒精，但这些东西太普通了，偷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工厂里不少地方都有，很多人都能偷到。它们价钱很高，但风险也同样很高，因为液体需要用容器来盛。每个化学家都知道，包装是个很大的问题。永恒的天父对此也很了解，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创造出细胞膜、蛋壳、橙子皮，还有我们的皮肤，因为说到底，我们也是由液体构成的。但当时，我并没有聚乙烯 ，不然装这些液体就很方便了。聚乙烯又软又轻，一点都不透水，但也有点太不易腐蚀了。永恒的天父本身就是聚合的大师，但他并没有创造这种材料，这并非没有道理，他不喜欢不朽的东西。

由于缺少包装和容器，最好是偷一种固体，不易变质，不能太笨重，尤其得是个新玩意。它单价要高，体积不能太大，因为我们结束工作后，在营地的入口经常要搜身，而且最终还要有实用价值。不同的群体构成了复杂的集中营世界，偷的东西至少能满足集中营里某个群体的需要。

我在实验室作了各种尝试。我偷过几百克脂肪酸，是通过氧化石蜡得到的，我费了好大工夫才从另一方阵地的几个同事那里要来。我吃了一半，确实能充饥，但实在太难吃，让我放弃了卖掉另一半的想法。我试过用脱脂棉烙饼，把棉花压在电炉上烤，好像烤出来一股焦糖味，但样子太难看，我觉得卖不出去。至于把脱脂棉直接卖给集中营的医务室，我试过一次，但体积太大了，价格又很低。我还逼自己吞下了一些甘油，试图把它消化掉。我的理论基于一种过于简单的推断：甘油也是脂肪分裂的产物，因此肯定也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新陈代谢，提供能量。或许它确实能提供能量，但有许多讨厌的副作用。

实验室的一个架子上，有个神秘的试剂瓶，里面装着二十几个坚硬而又无色无味的灰色小圆柱。瓶子上没有标签，真是太奇怪了，这可是德国的实验室。当然，俄国人离这儿确实只有几公里了，灾难就要来临，几乎可以预见。每天都有轰炸，大家都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但还有些一成不变的东西持续着，包括我们要忍受的饥饿。再说了，这是德国人的实验室，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贴标签。实际上，其他试剂瓶都有清晰的标签，或是由打字机打印出来，或是用哥特式字体手写——唯独这个瓶子没有标签。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既没有必需的设备，也没有安稳的环境，当然没办法测定这是什么东西。无论如何，我在口袋里藏了三根，晚上把它们带回了营地。它们长约二十五毫米，直径四到五毫米。

我把它们拿给我的朋友阿尔贝托看。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刀，拿出一根试着切了一下——这东西很硬，刀刃切不动。他又试着用小刀刮表面，可以听到轻微的爆裂声，刀刃旁冒出一串黄色的小火星。这下就很好判断了，它们是铈铁合金，一般打火机里的火石就是这种材料。那火石怎么会这么大呢？阿尔贝托曾经在焊工队里当过几个星期的小工，他解释说，这些小棍装在氧乙炔管前端，是点火用的。这时，我怀疑自己偷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或许它能用来生火，但集中营里根本不缺火柴（当然是非法的）。

为此，阿尔贝托训斥了我一通。对他而言，悲观放弃、灰心丧气都是可恶的行为，是一种罪过。他并不接受这个集中营世界，他用本能和理性去抵制它，不让自己遭到腐蚀。他品质善良，意志坚强，奇迹般地保持自由。这种自由也体现在言谈举止中——他从不低头，从不折腰。他的一言一行，每一个微笑，都透露出自由的光芒，像在密不透风的集中营里打开了一个窗口。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就连和他语言不通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在那里，没有别人能像他一样受人喜爱。

[30]为惩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宙斯派秃鹫每天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 阿尔贝托训斥我：永远不要泄气，这样有害无利，不道德，也不体面。我偷来了铈，好，那就把它拿去卖，拿去推销。他来想办法，总能把它变成一种新玩意，卖个好价钱。普罗米修斯真是个傻瓜，把火白白送给了人类。他本来可以借此挣点钱，还能平息宙斯的怒气，免除秃鹫带来的折磨 。

我们必须更精明点。“必须精明”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谈到过，阿尔贝托经常对我这么说。在他之前，我还在自由世界的时候，很多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时至今日，这种说法我已经听了无数次，但在我身上作用甚微，甚至还带来了相反的结果。我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希望与真正精明的人合作共生，对方可以（或者觉得可以）从这种合作中得到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好处。阿尔贝托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因为他的精明不会伤害我。工厂里有个做打火机的秘密产业，一些不知名的技工，在空闲时间里做打火机，卖给集中营的重要人物和工厂民工。我不知道这件事，但阿尔贝托知道（他总是什么都清楚，虽然他不懂德语也不懂波兰语，法语也懂得很少）。那么，做打火机就需要火石，而且火石要符合特定的尺寸，我们得把手头的材料削薄。要削薄多少？怎么削呢？“这不难，”他对我说，“包在我身上，你去把剩下的都偷来。”

[31]阿斯托尔弗为英格兰骑士，《罗兰之歌》《热恋的罗兰》《疯狂的罗兰》等骑士史诗中的角色，拥有声音巨大、能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号角。 第二天，我遵从了阿尔贝托的建议，顺利地偷到了其他火石。上午十点左右，响起了空袭警报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每次听到这种警报声，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那种直击内心深处的惊恐。它不像人间会有的声响，不是工厂里的那种汽笛声，音量巨大，在整个区域同时响起，而且带有节奏。它的音调先升高，尖锐得让人心痛，然后下降，像低沉的雷鸣。这警报声肯定不是随意设定的，因为在德国，没有什么东西是随意的。此外，这种声音与它的用途，实在太符合当下的情景了。我常想，可能是某个恶毒的音乐家创造了这种声音，在其中注入了怒火和泪水，融入了月光下的狼嚎和台风的呼啸——阿斯托尔弗 的号角吹出的应该就是这种声音吧。这声音让人惊恐，不只因为它预示着轰炸即将来临，还因为它本身就很恐怖，像一只受伤的巨兽在倒地前发出的哀鸣。

在空袭面前，德国人比我们还要害怕。虽然这样想并不合理，但我们不怕轰炸，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炮弹不是朝我们来的，而是对准了我们的敌人。短短几秒钟之内，实验室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把所有铈装进口袋，去空地上和我的劳动队会合。轰炸机的轰鸣声响彻天空，从飞机上撒下许多黄色传单，轻轻飘落，随风摇摆，上面印着嘲讽的恶毒言语：Im Bauch kein Fett

，肚里没油，

Acht Uhr ins Bett；八点睡觉；

Der Arsch kau warm，屁股刚热，

Fliegeralarm！空袭就到！

[32]意大利语中，铈（cerio）与蜡（cera）拼写相似。 我们无权进入防空避难所，于是就来到工厂周围，在没有建筑的空地上集合。轰炸开始时，我躺在结冰的泥地上，身下是稀疏的杂草。我摸着口袋里的小棍，思索着命运是多么奇特的东西，不管是我的命运，我们如秋叶般脆弱的命运，还是全体人类的命运。阿尔贝托说，一颗打火机火石能换一份面包，也就是一天的生命。我偷了至少四十根小棍，每根能做三颗火石。总共能做一百二十颗火石，这代表我和阿尔贝托两个月的生命。两个月之内，俄国人就能到，就会解放我们。可以说，最终是铈解救了我们。对于这一元素，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它唯一的实际用途，还有它属于模糊又特别的稀土元素家族，它的名字和蜡没有半点关系 ，也不是用于纪念这一元素的发现者，而是为了纪念（那时的化学家多么谦逊！）一颗名为谷神星的小行星，因为这一金属元素和这颗行星是在同一年，也就是1801年发现的。在炼金术中，元素与星球存在对应关系，或许它的命名，就是向这种对应关系热情又讽刺的致敬：就像太阳是金，火星是铁，那么谷神星就是铈了。

晚上，我把这些小棍带回了营地。阿尔贝托拿来了一块金属板，上面有个圆洞，这就是火石的直径，我们得把小棍削成这种尺寸，才能把它们变成火石，换来面包。

至于怎么操作，就需要谨慎行事了。阿尔贝托说，这些小棍得用刀子刮细，要偷偷干，以防竞争对手泄露我们的秘密。什么时候干？在夜里。在哪儿干？在木棚屋里，用被子蒙着，坐在塞满木屑的草垫子上，也就是说，冒着引发火灾的危险，更现实一点，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因为所有在棚屋里擦燃火柴的人，都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莽撞行为，取得不错的结果后，要评价它，人们总是会犹豫一下：可能这种做法也没那么莽撞？可能真有个保佑孩子、傻瓜、醉汉的神？或者还可能：与不计其数的失败者相比，那些成功者更受关注、更有热情，更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我们当时没有想这些问题，集中营让我们过于熟悉危险和死亡，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多吃一口面包，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选择，甚至是显然的选择。

同伴们睡觉时，我们就用小刀干活，一夜接一夜地干。那场景阴暗得让人想哭，偌大的木棚屋里，只有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光。棚屋像个宽阔的山洞，昏暗中能辨认出同伴的脸，这些脸因睡眠和梦境而扭曲，带着死亡的色彩。有人在磨牙，在梦里填饱肚子，很多人从铺沿垂下赤条条的胳膊或大腿，骨瘦如柴，另外一些人在呻吟或说梦话。

但我们两个还活着，没有向睡眠屈服。我们用膝盖把被子撑起来，在这个临时帐篷里刮那些小棍，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摸索着来，每刮一下，都能听到一声爆裂的轻响，看到一小串黄色的火星。在工作间隙，我们试试小棍能不能穿过作为参照的那个洞，如果不能，就接着磨；如果可以，我们就把磨细的小棍分成几截，小心地放到一边。

[33]后来莱维因病住进医务室，俄国人解放了集中营，莱维获救（见《这是不是个人》中《十天的遭遇》一篇）。其获救后回国的经历见《休战》（中译本为《再度觉醒》）一书。 我们做了三晚，什么都没发生，谁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动静，被子和草垫也没有着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换来了面包，一直活到俄国人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信任和友谊，也给了我们安慰。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其他地方我已经写过了 。战线逼近的时候，阿尔贝托和大多数人一起步行离开了，在冰天雪地里，德国人让他们日夜不停地走，走不动的人就杀掉。然后把他们赶上露天车厢，把少数幸存者送到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开始一段新的奴役生活。这次行军的幸存者不超过四分之一。

阿尔贝托没有回来，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战争结束后，他的一个同乡，半是捏造，半是欺诈，给阿尔贝托的母亲带来安慰她的假消息，以此索要钱财，就这样过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