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嘛，大家都认识，虽然那时我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之前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条纹衣裳，胡子刮得比平日里还要糟糕，头发也剃光了；但外表无关紧要，根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至于维达尔，我就要好好跟你们讲一讲了。他是个矮胖的男人，到了集中营里，他个头和从前一样，只是脸上松弛的褶皱，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证明他曾经是个胖子。他是个来自比萨的犹太人，是和我同一批被带走的。

他不招人爱，也不招人恨。由于他矮小猥琐，从第一次见面起，就被排除在正常的交往范围之外。没错，他已经死了，其他人也都死了，为什么非要特别提到他呢？

我们一起在泥地里干了好几个星期的苦力。在那个处境恶劣的地方，大家随时都可能会摔倒，跌进湿滑的泥坑里。但每个人心中还保留着一丝作为人的高贵，我们想尽办法不让自己摔倒，或是将摔倒的后果降到最低（你们肯定注意过，猫能神奇地保持平衡，这赋予了它们不容争辩的优雅）。跌倒在地的人很不像样，看起来很可笑。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上来，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一直如此，这大家都知道。

而现在，维达尔不停地跌进泥里，比任何人都要频繁——只要轻轻一撞，他就会跌倒，甚至连撞一下都用不着，有时显然他是故意跌进去的。只要有人说他几句，或假装打他，他矮小的身子就会扑向泥坑，好像那是母亲的怀抱。对他来说，保持直立就像踩高跷一样，违背自然，也充满危险，泥坑就是他的避难所。他成了个小泥人——从头到脚都是泥，泥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也知道这很可笑，痛苦留给他的一点清醒认知，让他明白自己很滑稽。

他很爱说话，简直滔滔不绝，总是讲自己如何遭遇不幸，如何跌倒，被打耳光，受人嘲笑，活像假面戏剧里的丑角“普钦奈拉”，丝毫不会考虑怎么挽回一点颜面，遮掩那些最不光彩的事情。相反，他会浓墨重彩，强调自己遭遇的最滑稽、最羞耻的事。从他讲述那些事时流露的精心，可以猜测，这是很久之前欢宴留下的习惯。

你们认识像他这样的人吗？很有可能认识。如果你们认识，你们就知道，这类人最喜欢阿谀奉承，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具体的目的。如果我们俩在日常生活中相遇，不知道他会如何奉承我。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他总要赞美我气色不错。我对他怀有同情吗？没错，我可能也同情他，虽然我比他好不到哪里去。但那时，同情没什么用，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那就像落在沙滩上的雨滴，刚刚感知到就消散了，嘴里只留下空虚饥饿的滋味。

1944年是维达尔生命的最后一年，这就是那年的他。要是我告诉你们，我和所有人一样，尽量避免和他接触，请你们不要吃惊。因为显而易见，他处于一种需要别人帮助的状态，在这些人面前，人们总是觉得受到了某种要挟，好像欠他们的一样。

[11]德国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那是9月里炎热的一天，泥潭上方响起了空袭警报。那警报声与意大利的不同，不是重复一个音调，而像在嗥叫（就是这样的声音，让我惊异的是，它的官方名称正是“嚎叫”），调子忽高忽低，就像野兽发出的长嗥，让人毛骨悚然，让我想到德国神话故事《尼伯龙根之歌》 ，它与赫达的神兽、骷髅头表现出的恐怖气氛特别相称。我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设计，抑或是无意识的作用，这声音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信号——它还是战斗的口号，一种反抗、愤怒和吼叫，也是哀叹。我找到了一个秘密的藏身处，是条地下通道，那里堆着几捆空袋子。警报响了，我下到那里，发现维达尔已经在那里了。他说了好多话，欢迎我的到来，很客气很热情，但我却没有太多回应。紧接着，我要打个盹的时候，维达尔开始向我讲他的悲惨经历，我已经不记得他讲的什么了。

外面，警报声的悲鸣过去后，天空只剩下漠然的寂静：苍白而遥远，但充满威胁。忽然头顶响起一阵脚步声，我们看到楼梯顶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那是拉伯波特，他手里拎着一只桶。他像看到我们一样，喊了一声“意大利人！”，然后把那只桶扔下来。桶叮叮当当，沿着楼梯一路滚下。

桶里装过汤，但那时几乎是空的。我和维达尔用勺子认真刮着桶底，从里面舀到了几口剩汤。那些日子，我们日日夜夜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勺子，以备不时之需，就像十字军战士的佩剑。这时，拉伯波特已经骄傲地走下楼梯，来到我们身边：他不需要别人施舍汤饭，但也别指望他送吃的给你。

拉伯波特那时应该有三十五岁，他是波兰人，在意大利念的大学，学的是医学，确切地说他是在比萨上的大学。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喜欢意大利人，以及他与维达尔——这个小个子比萨人的奇怪友谊。我说这友谊很奇怪，是因为拉伯波特精明强悍，善于保护自己，令人钦佩。他像偷猎者和海盗一样，狡猾又残暴，可以轻而易举把没用的文明教养全都抛在脑后。集中营里的他就像丛林里的老虎：对弱者任意欺凌，对强者回避躲让。他总是会见机行事：贿赂，打架斗殴，勒紧腰带忍饥挨饿，或是屈服，撒谎，他都能随机应变。

他不仅保持了自由生活时的充沛体力，还有一种强烈的享乐意愿和对知识的渴求。没错，这就是他的关键，正因为如此，虽然我觉得他是敌人，但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愉快。

这时候，拉伯波特慢慢走下楼梯，当他走近时，我们能清楚看到之前桶里的东西都去哪儿了。他的一项专长就是：警报的嗥叫声一响起来，他就在混乱中冲进厨房，拿上战利品，在防空军队赶到之前逃跑（拉伯波特这么干了三次，每次都成功了。而第四次，整个警报期间，这个聪明的强盗一直乖乖待在自己的工作队里。戈尔德本想效仿他，却被当场抓住，第二天就被当众绞死，行刑场面颇为壮观）。“你们好呀，意大利人，”他说，“你好呀，比萨人。”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我们挨着躺在袋子上，直到外面再也没什么声响。没过多久，就像那时常发生的情况，维达尔和我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眼前充满幻象（并不需要躺下才能睡着，我记得有一次休息时，我站着就睡着了）；可拉伯波特没有睡，虽然也讨厌干活，但他是那种充满热血的人，闲不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在石头上磨，时不时往上面吐一口唾沫。但这还不够，才过一会儿，他就训斥起维达尔来，因为这时维达尔已经在打鼾了。

[12]原文为波兰语。 “醒醒，维达尔！你梦到什么了？奶酪饺子是吧？奶酪饺子和基安蒂葡萄酒，米勒街的食堂里六点五里拉就能买一份。还有牛排，真他妈的爽 ——黑市的牛排，大到能装满盘子。”（拉伯波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但说脏话时，就会说波兰语；这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波兰语的脏话十分丰富）。“还有玛格丽特……”说到这儿，他做了个快活的表情，响亮地拍了一下大腿。

维达尔已经醒了，身体蜷缩着，小脸苍白，带着一个凝固的微笑。几乎从来没人主动和维达尔说话，我觉得他一定很难受。但拉伯波特经常和他说话，和他聊起比萨城和比萨人，带着一种真挚的怀念，尽情回忆过去。在我看来，对于拉伯波特来说，维达尔显然是一个可以帮助他放松神游的人，但这对维达尔来说，是友谊的象征。这珍贵的友谊，是一位强者慷慨给予他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友谊。

[13]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主要著作是讽刺小说《巨人传》，讲述巨人国王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神奇事迹，两位巨人力大无穷、智慧超常，品德高尚。 “怎么，你不认识玛格丽特吗？你从来没和她在一起过？你还是不是真正的比萨人？哈！（拉伯波特就是这样说的：“哈！”就像拉伯雷 笔下的英雄，沉醉于爱情和美酒，但仍然身体强健，思维清晰敏捷）。那女人有起死回生的本事：白天是安静、纯洁、温柔的淑女，到了夜里，可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这时又响起了一声长鸣，紧接着又是一声，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但离我们越来越近，就像疯狂开过来的火车头。大地颤抖起来，有那么一刹那，天花板上的水泥房梁跳起了舞，仿佛是橡胶做的。最后传来两声预料之中的巨响，爆炸之后，是金属被炸毁的噼里啷声，伴随着这声音，我们也从痛苦焦虑中松了一口气。

坦诚地说，我不是特别害怕爆炸。我当时太迟钝了，惰性混合着一种斯多葛主义的自我克制。我愚蠢地认为那些炸弹不是炸我们的，所以不会伤到我们。我的身体的确感到恐惧，但它没能占上风，我没有费劲逃开，而是留在了之前的位置。维达尔爬到了一个角落，脸埋在胳膊肘里，好像在挡耳光，他高声祈祷着。

又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嘶鸣。你们都知道炮弹的呼啸声是什么样的，那是魔鬼的声音。我常常想到，那些邪恶的工匠，故意让炮弹发出这样的声响，表达了对野蛮行径的渴望，并傲慢地向轰炸对象发出最后通牒。我从袋子上滚下来，撞到墙上：又是一声爆炸，近在咫尺，几乎像是面对面，接着巨大的气流向上升去。

拉伯波特笑得合不拢嘴。“你吓得尿裤子了吧，是不是，比萨人？还没有吗？别急，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你胆子真大。”我说。

“这不是胆大的问题，我是有理论依据的。这是概率的问题：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现在我累了，这种疲惫很古老，深入骨髓，我觉得难以名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那种疲惫，它不像暂时的麻痹，遮住了幸福和自在。那是一种缺失，一种彻底的空洞，像截肢一样，感到虚弱是我的常态，就像一把子弹射光的枪。维达尔和我一样，可能他没有我的感觉那么强烈，其他人也和我们俩差不多。拉伯波特说的话，他的存在方式，他的活力，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会很欣赏（就像现在，其实我很欣赏他这种人），但当时在我看来，他特别不合时宜，令人厌烦。就算拉伯波特在里面能吃饱喝足，他是波兰人、医生，是逃避苦役、举办地下宴会的大师，但我和维达尔——我们两个弱者，和他在一条船上。要是我们的命不值两个钱，那他的命也高贵不了多少，令人恼火的是：他不愿意和我们表现得一样害怕。所以他说到理论和概率的事儿，我不想听他讲这些。我有其他事要干，我要睡觉，如果上面的情况允许我睡着的话。要是无法睡着，我就像每个深思熟虑的人那样，安安生生地体味自己的恐惧。

但要避开、忽视或说服拉伯波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们睡什么睡？我正准备立遗嘱呢，你们却要睡觉。没准，炸死我的炸弹已经在路上了——我可不想错失良机。”

“如果我自由了，我想写一本书：《拉伯波特·克拉西医生：善与恶的几何学》，阐述我的人生哲学。而现在，我也只能把它讲给你们两个软蛋听了。要是你们觉得有用，那再好不过；要是没有用，假如最后幸存的是你们，而不是我——这当然有些奇怪——你们就可以在外面讲讲，或许会对有的人有用。当然，我倒不是很在乎这一点，我也没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益的人。

[14]原文为法语“au temps de ma jeunesse folle”，引用法国中世纪抒情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约1431—1474）的诗句。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在我疯狂的青年时代’ ，我吃过喝过，爱过，结交过形形色色的朋友。我离开了黯淡无味的波兰，来到你们意大利，在意大利学习，旅行，大开眼界。做所有这些事时，我都尽情享受，没漏过一丝一毫。我很勤奋，我相信不会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多更好。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没有消散，而是留在我心里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没有让它们褪色，而是保存起来。

“后来，我就到了这儿。我在这儿已经二十个月了，二十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算着人生这笔账，现在还算划算，还有许多富余。只要这笔账还没亏空，我就坚不可摧，没人敢碰我。要让这笔账变成负数，我还得在集中营再待许多年呢，或者需要忍受很多酷刑。再说了（他轻轻抚摸了一下肚子），只要大胆敢干，就算在这里，也能时不时找到点好东西。

“因此，万一你们谁幸存下去了，而我死掉了，你们可以给感兴趣的人讲讲我的故事。你们就可以说，莱奥·拉伯波特得到了他期望的一切，他不欠别人的，别人也不欠他的，他从未哭泣或祈求怜悯。如果在另一个世界，我见到了希特勒，会理直气壮地朝他脸上吐唾沫，因为他从来没能让我屈服。”

他的演说忽然被打断了。两名防空炮兵，由一名集中营头头领着，闯进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被赶了出去，外面已经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声音，他们来叫我们清理废墟。

后来，我只短暂见过拉伯波特一面，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只有几秒钟时间。正是这最后一面，将他的样子像照片一样定格在我脑海中。

1945年1月，我因生病躺在集中营的医务室里。从我的床铺那里，可以看到两座棚屋之间的一段路，雪已经很厚了，积雪上踩出了一条路。这里常有医务室的勤杂工走过，他们两人一组，用担架抬着死去或垂死的人。我觉得，这段路的终点是堆放尸体的地方，这些尸体将被运往比克瑙的焚尸炉。

一天，我看到两个抬担架的人，其中一个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他身材高大，健壮得非同寻常，在这种地方绝对罕见。我认出他就是拉伯波特，于是下床，来到窗边敲了敲玻璃。他停了下来，对我做了一个愉快又意味深长的表情，然后举起手，夸张地打了个招呼，担架上的人歪向了一边。

两天后，整个营地被清空了，当时恐怖的情况众所周知。我有理由断定，拉伯波特没能幸免于难，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尽己所能履行他托付给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