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物质，从它的用法就可以看出来。事实上，油漆在生产出来之后，在某个时刻，它会从液体变为固体，这种转变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否则就会引发麻烦，带来糟糕的后果。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油漆还存放在仓库里，但已经凝固了（我们简单地称其为“早产了”），那就只能丢弃；或者在合成反应的过程中，树脂在十吨二十吨容量的反应器里凝固，那真是很悲剧；还有一种情况，油漆涂好后却一直干不了，也会遭人笑话。因为油漆“干不了”，就像步枪射不出子弹、种牛不能让母牛怀孕一样可笑。

在油漆凝固的过程中，空气中的氧气参与了反应。氧气参与的诸多反应，不管是维持生命，还是带来毁灭，我们生产油漆的人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它与某些油性分子产生反应，在它们之间牵线搭桥，织成一张紧密的网，油漆就成了固体。比如，亚麻油就是这样在空气中变干的。

我们工厂进口了一批用来生产油漆的树脂。这种树脂在常温下，只要暴露在空气里就会凝固，但这批货让我们很发愁。因为单独检验时，树脂能正常变干，但和某种（不可替代的）炭黑一起研磨后，它的凝固能力就会减弱，直到完全消失。我们库存里已经有几吨这样的黑色油漆了。我们做了很多尝试，但不论用什么方式调配，油漆涂上之后，都很黏稠，无法变干，像一张让人烦恼的粘蝇纸。

[34]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曾为德国最大的公司，二战时期在奥斯维辛的莫诺维茨集中营修建集中营工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很谨慎，不会马上投诉供货方。供货方是“W”公司，一家颇有名望的德国大公司，二战后，盟国肢解了全能的法本公司 ，“W”公司是前法本公司的主体之一。这些人在认错之前，会把自己的名望当作砝码，拖延时间，以让对手疲惫。可是，我们工厂与“W”公司的冲突在所难免：其他批次的树脂，加上同一批炭黑，调配后都表现正常；出错的树脂比较特别，只有“W”公司才能生产。而且我们公司已经签了供货合同，必须继续供应这种黑色油漆，不能误了规定的交货期限。

我给“W”公司写了封投诉信，义正词严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几天后，我收到了回信。那封信很长，写得文绉绉的，给了一些很显然的解决方法，其实那些方法我们已经试过了，并没有效果。信里还不厌其烦介绍了树脂氧化的原理，完全没有必要写。回信写得特别复杂、混乱，完全忽视了我们这边情况紧急，说到最要紧的部分，对方只提到他们在进行必要的检测。我们也别无他法，只好马上再订一批树脂，同时请“W”公司的人务必认真确认他们的树脂与那种炭黑的反应。

[35]原文为德语，ganz unerwarteterweise。 后来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和新订单的确认函一起寄过来的，差不多和第一封信一样长，和上封信一样，上面有L.穆勒的签名。和之前那封相比，这封信措辞谨慎，虽然有所保留，但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的抗议确实有道理，并给出了一个更可行的建议：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实验室里的“精英”发现，只要再加上千分之一环烷酸钒，之前出现问题的那批树脂就能恢复正常。当时，在生产油漆的领域，这种添加剂简直闻所未闻。这位陌生的穆勒博士请我们马上验证一下他们说的办法，要是确实有效，那就能让双方都避免跨国贸易争端带来的诸多麻烦，以及退运的不确定因素。

穆勒，在我曾经那段经历中，也有个叫穆勒的人。但这个姓氏再平常不过了，在意大利语里，这个名字对应的是“莫利纳里”，也是个很常见的名字。我为什么总去想这件事呢？虽然如此，我还是把那两封句子冗长、充斥着术语的信又读了一遍，感到内心很不安宁，依然放不下疑虑，就像心里有很多蛀虫在啃咬，让我没法放下这个问题。但怎么可能是他呢？叫穆勒的人，在德国可能有二十万个。别管他了，还是想想怎么解决油漆的问题吧。

……而后，我突然发现，第二封信里有个特别的地方，那是之前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东西：“环烷酸盐（naphthenat）”这个词里的“phth”写成了“pt”，那肯定不是偶然打错了字，因为同样的错误出现了两回。在记忆中那个遥远的世界里，我和另一个穆勒见过几面，现在我脑子还病态地记得一个细节：好吧，我记得在那个充满寒意、希望和恐惧的实验室里，他说“β-萘胺（beta-Naphthylamin）”时，也把“phth”说成“pt”。

当时俄国人已经打到门口了，盟军每天都发动两三次空袭，要炸毁布纳工厂。那里已经没有一扇完整的玻璃窗户，缺水，缺电，还缺蒸汽。但工厂接到命令，要开始生产橡胶，德国人的命令从来不容置疑。

我和另外两个化学专家囚犯一起待在实验室，就像罗马权贵从希腊买来的“有教养的奴隶”。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正常工作，做了也没用：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时，我们把仪器拆开搬走，警报解除时，再把仪器装上。我们的工夫几乎全花在这上面了。但生产橡胶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时不时还会有视察员过来，在废墟和积雪里清出一条路，来到我们的实验室，检查一切工作是否按要求进行。有时来的是个纳粹党卫队的人，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其他时候是个本地的士兵，年纪很大了，像只耗子一样满脸惊恐；另外还有一个穿便衣的，他最常来，大家叫他穆勒博士。

[36]原文为naptilamina，即前文提到的“萘胺”的错误拼写形式。 [37]原文为德语，Effektenmagazin。 [38]原文为德语，Der Mann hat keine Ahnung。 他应该是个重要人物，所有人一见到他，就先行礼致意。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四十多岁，外表有些糙，并不像文化人。他只和我说过三次话，每次都很局促，好像他对什么事情感到羞耻似的，这在集中营里很罕见。第一次，我们只是谈工作上的问题（没错，就是关于萘胺 的剂量）。第二次，他问我为什么胡子这么长。我回答说，我们都没有剃刀，连手帕都没有，官方只允许每周一刮一次胡子。第三次见面，他给了我一张字条，上面用打字机写得清清楚楚，准许我每周四也刮一次胡子，还批准我从仓库 领一双皮鞋。他用尊称问我：“您为什么如此不安？”我那时用德语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这人什么都没意识到。 ”

我应该先干正事。我立刻联系之前熟悉的供货商，向他们要一份环烷酸钒样品，但我发现，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公司一般不生产这种产品，只有接到订单，才会少量生产，于是我订购了一批环烷酸钒。

[39]原文为德语，Anstand。 “pt”这个拼写习惯再次出现，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发现，从集中营回来后，我最强烈最持久的渴望，就是和当时属于“对方的人”，面对面进行对质。德国读者的来信满足了我的一部分渴望，但我还不满意。那些信是一些素未谋面的人写的，他们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懊悔，表示对受害者的支持。他们的信很真诚，但也空泛，我从中了解不到另一面，而且极有可能，除了情感层面，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那件事。而我期待的会面是另一种，这种渴望很强烈，甚至做梦都会梦到（用德语），就是见到一个之前在集中营管控我们的人。他们当时支配着我们，但从来不会直视我们的双眼，好像我们根本没有眼睛。我不是想报复，我不是基督山伯爵。我只是重新判断一下对方的态度，问一句“现在怎么样了？”如果这个穆勒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那他并不是理想的“对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我产生过同情，即使只有一瞬间，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是同行。可能连这都算不上，可能他觉得我是“同事”与“工具人”的奇怪混合体，不管怎么说，也算个化学专家。我来实验室工作，穿得太不体面 ，但他周围的人甚至连这种感觉都没有。他不是个完美的对手，但我们都知道，完美只存在于故事里，而不是真实的生活中。

我联系了“W”公司的代表，我跟他关系不错，我请他小心调查一下穆勒博士：他多大年纪？什么长相？战争期间，他在干什么？不久我就收到了回复：穆勒的年龄和外表都与我记忆中的相符，他先是在施科保市工作，在那里学习制作橡胶的技术，之后就来到了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我拿到了他的住址，以私人名义，给他寄去了一本德语版的《这是不是个人》，并附上一封信，问他是否真的是奥斯维辛的那个穆勒，还记不记得“实验室里的那三个人”。如果他还记得，那好。请原谅我忽然冒昧打扰，因为我不仅仅是一位担心树脂干不了的客户，也是实验室的那三个人之一。

[40]原文为德语，gerichtlich vorzugehen。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等待他的回信。与此同时，公司层面的书信往来还在继续，就像一座巨钟的钟摆，缓慢地来回摆动。在那些有关化学的公文书信里，我们谈到意大利生产的钒不如德国的好，希望对方尽快寄给我们一些样品，通过空运的方式，运来五十千克，并希望他们免费提供这些样品等等。在技术层面，看起来进展不错，问题正在解决。我们要怎么处理那批有问题的树脂，方案还并不明确：不知道是以折扣价保留下来呢，还是由“W”公司出运费退货，或者是要求仲裁。与此同时，我们按照惯例都说要诉诸法律，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

[41]原文为德语，Anstand。 [42]原文为德语，Mitmensch。 私人层面的回复迟迟没有到来，这让我既恼火又疲惫，不亚于面对公司层面的争端。关于那个男人，我了解些什么呢？我一无所知。很可能，他已经抹去了一切痕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于他来说，我寄去的那本书，还有那封信是一种无礼的冒犯，让人厌恶，不怀好意地翻出已经沉淀的往事，有损“体面 ”。他可能永远不会回信了。真可惜，他不是个完美的德国人，但真的存在完美的德国人吗？抑或是完美的犹太人？这只是抽象的概念，从整体概念到特殊个体，这个过程总是会带来令人兴奋的例外。一开始，对方没有清晰的轮廓，还没有完全成形，就像蛹一样，后来就清晰出现在你面前，可能一点点出现，也可能忽然间出现。他就成了“和你一样的人 ”，有了厚度，有了生命，有一些神经质的动作、反常的行为和举动。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他应该不会回信了。真遗憾。

[43]原文为德语，im Sinne der Bewältigung der so furchtbaren Vergangenheit。 1967年3月2日，回信来了，信纸很高雅，印着哥特体抬头。这封信像是开场白，简短而谨慎。没错，布纳工厂的穆勒就是他。他读了我的书，认出了书里写的人和那些地点，他很激动。得知我活了下来，他很高兴，还问我“实验室里另外两个人”怎么样了。到此为止，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因为这些我都在书里写到了。但他还问起戈德鲍姆的消息，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人。他还写道，他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读了自己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录。他希望我们可以将来见上一面，到时他很愿意向我讲讲他的记录。他说，见上一面“对于我们都有好处，为了超越可怕的过去，这很有必要。 ”最后他表明，在奥斯维辛遇到的所有囚犯中，他印象最深、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但这很可能只是一句奉承。从他写信的语气，尤其是提到“超越”的那句话，可以看出，这个人似乎期待我有所表示。

现在轮到我回信了，我觉得有些尴尬。你看，这件事已经成了，对手落入了圈套，就站在我面前，和油漆厂的同事几乎没什么两样。他像我一样，用有抬头的信纸写信，甚至还记得戈德鲍姆。他的形象还很模糊，但显然，他想从我这里获得宽恕，因为他有一段需要超越的过去，而我没有。我在他那里买了一批不合格的树脂，只是希望他能减价。情况很有意思，但并不寻常，不完全符合罪人面对审判官的情景。

对我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我要用什么语言写回信呢？当然不能用德语，我会犯一些可笑的语法错误，而我当时的角色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是在自家的阵地上比较好，于是我用意大利语回信，我写道：实验室的另外两个人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死去的。戈德鲍姆也死了，他在撤离集中营的路上死于寒冷和饥饿。至于我，通过我寄给他的书，还有关于油漆的公司书信往来，主要的情况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44]《这是不是个人》的《化学考试》一章中对莱维进行化学考试的人。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这些问题都太多，太沉重了。为什么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什么会有潘维茨博士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进毒气室？但我觉得，还不是越过某些界限的时候，于是只问他，是否接受我书中说的那些话，我或明或暗做出的判断。他是否认为，法本公司有意利用集中营的奴隶劳工，他当时是否知道，离生产橡胶的布纳工厂只有七公里的地方，奥斯维辛的“设备”每天要吞噬上万条生命。最后，既然他提到了“关于那段时期的记录”，能不能寄一份给我呢？

[45]传说公元前7世纪，罗马与阿尔巴隆加发生战争，双方各选三名勇士决斗以定胜负。代表罗马的勇士是荷拉斯三兄弟，代表阿尔巴隆加的勇士是古里茨亚三兄弟。 我没提见面的事，我对此很害怕。不需要找什么委婉的说法，也用不着说成羞怯、厌恶或是顾虑。害怕，就是最精确的说法：正如我觉得自己不是基督山伯爵，我也不是荷拉斯，或古里茨亚 。我觉得自己不能代表奥斯维辛的死者，认为穆勒是刽子手代表，这也不明智。我了解自己：我没有论战的能力，把他当作对手，会让我分心。我对他感兴趣，更多的是出于对另一个人的兴趣，而不是把他看成对手。我准备好听他讲述，甚至还可能会相信他。愤怒和判断力在事后才会出现，但已经没什么用了。我觉得，我们继续写信交流就好。

穆勒在公司层面给我写了回信，说五十公斤货物已经寄出，“W”公司相信，我们的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友好解决等等。几乎是同时，我期待的那封信也送到了家里，但内容却在我的意料之外。那不是一封典型的信，不能当作范例。如果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收到的信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谦卑温暖，充满基督教精神，来自希望赎罪的德国人；要么高傲冰冷，蛮不讲理，来自顽固的纳粹分子。然而，这个故事并非虚构，现实总是比想象更复杂：少了整齐圆滑，多了一分粗糙，而且通常有不止一个层面。

这封信一共有八页纸，还附了一张照片，看到照片时我吃了一惊。照片上的面孔就是那张脸：他老了，摄影师运用专业技巧把他拍得很高贵。我似乎又听到头顶上响起那句心不在焉、随口说出的关心：“您为什么如此不安？”

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写信者并不高明：语言浮夸，无法做到真诚，常常偏离主题，或是夸大其词，说些赞美的话，希望感动人，又爱卖弄学问，处处都很别扭。根本不能用一个总体的评价来概括这封信。

[46]纳粹冲锋队（德语：Sturmabteilung），缩写为SA，希特勒于1923年创立的武装组织，也称褐衫队，创立初期负责维护党内秩序、破坏其他党派集会和革命运动。 他把奥斯维辛事件归因于“人”，而对人不加区别。他对此很悲痛，但从我那本书里写到的其他人身上，他得到了安慰，比如阿尔贝托、洛伦佐，“在他们面前，夜晚的武器也会失去锋芒。”这句子是我写的，但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觉得很虚伪，也很不合时宜。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开始，社会上对希特勒的专制很狂热，他也受到了影响，“在这种狂热的推动下”，他加入了一个国家主义学生团体，不久之后，这个团体就归入了纳粹冲锋队 。后来，他退出了组织，并评论说“当时退出，也是有可能的”。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成了防空兵，直到那时，在城市的废墟间，战争才让他感到“羞愧和愤怒”。1944年5月，他得到了化学师资格证（就像我一样！），被派到施科保市，在法本公司的工厂里工作，奥斯维辛的工厂就是那家工厂的扩大版。在施科保，他培训了一些乌克兰姑娘做实验室的工作。这群乌克兰姑娘我在奥斯维辛也见到了，我还不明白，她们为什么和穆勒博士这么熟，当时觉得很奇怪。1944年11月，他和那群姑娘来到了奥斯维辛——这个地方在当时没有任何特别的含义，对他来说如此，对他认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论如何，他刚到的时候，技术负责人（可以推测是福斯特工程师）和他见了一面，简短地作了介绍，告诫他：“布纳工厂的犹太人只能干最低贱的活，不许同情他们。”

[47]1944年9月由希特勒下令组建，由16岁至60岁未服兵役的男性组成，是纳粹德国最后的军事力量。 他被派到了潘维茨博士那里，做他的手下。就是这位潘维茨让我参加了一场奇怪的“国家考试”，以检验我的专业能力。穆勒对他的上司评价很不好，他明确告诉我，潘维茨在1946年死于脑瘤。当时，穆勒是负责组织布纳工厂实验室的人，他宣称自己对那次考试一无所知，是他选定了我们三位专家，尤其是选择了我。要是这么说，我能幸存，还多亏了他，这不大可能，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他还宣称，他曾经和我有一种几乎平等的朋友关系，和我讨论过科学问题，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思考过“哪些属于人类的珍贵价值，被另一些人出于纯粹的恶意毁灭”。我不仅不记得任何此类谈话（我说过，那段时间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只要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判断他说的完全不现实：当时，一切都在瓦解，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我又处于生死疲劳。只能说，穆勒的描述纯属事后想象，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也有可能，这些事他已经对很多人讲过了，却没有想到，这世上唯一无法相信此事的人就是我。可能他出于好意，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更容易接受的过去。他不记得关于胡子和鞋的事了，记住的却是其他类似的事，在我看来，这也可以接受。后来，他知道我得了猩红热，尤其是知道所有囚犯都要步行撤离时，很担心我能不能活下来。1945年1月26日，党卫军派他加入人民冲锋队 。这支混乱的军队，由之前未服兵役的人、老人、孩子组成，试图阻挡苏联人的进攻。但幸运的是，前面提到的技术经理救了他，准许他逃回后方。

[48]原文为德语，eine Tarnung。 [49]原文为法语，Nihil de Principe。 对于我提的关于法本公司的问题，他直截了当给出了肯定回答。他知道，工厂里的工人是囚犯，但这只是保护囚犯的方式。他甚至认为（真是难以置信），整个布纳—莫诺维茨工厂，占地八千平方米的巨型设备，这些都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让他们活下来”才建造的，而不许同情犹太人的命令是“一种伪装” ，一种掩饰。“原则上不存在” ，他完全没有指责法本公司。不管怎么说，他还是“W”公司的员工，法本就是W公司的前身，他总不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在奥斯维辛工作的短暂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残害犹太人的事情”。他的说法自相矛盾，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但这并不让人意外。那时候，大多数德国人都保持沉默，学会了让自己知道尽可能少的真相，越少越好。他们都不问问题，显然他也是这样。天气好的时候，从布纳工厂，可以看到焚尸炉冒出的烟，即便这样，他也不愿向任何人寻求解释，也不想给自己一个解释。

[50]原文为德语，keine Ahnung。 德国快要完全溃败的时候，他被美国人抓住了，在一个关押战犯的营地里关了几天。他讥讽说，那是个“原始的地方”。就像我在实验室遇到他时一样，直到写下这封信，穆勒依然对集中营“一无所知” ，他在1945年6月底回到家。我问他要的记录，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

他认为，我的书超越了犹太文化，将“爱你的仇敌”这一基督教规训付诸实践，证明了我对“人”的信任。最后他坚持说，我们有必要见一面，在德国或是意大利都可以。他已经准备好来找我了，时间地点都由我决定，不过他更倾向在利古里亚海岸见面。两天后，我在公司也收到了“W”公司的信，这当然不是偶然，除了落款相同外，它和那封私人信件的日期也一样。这封信语气温和，表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我们的任何提议。他们解释说，有的坏事也能带来好的结果，通过这次事故，他们了解到环烷酸钒对树脂的作用，从今以后，他们将把这种物质直接加进树脂里，对所有客户都一样。

[51]原文为德语，entpuppt。 [52]原文为德语，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 我能做什么呢？穆勒已经“现了原形” ，他破茧而出，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他既非无耻之徒，也不是英雄。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在信里浮夸卖弄，编造谎言。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过滤掉，就会看到他的灰色形象，是人的典型样本，是瞎子王国里众多的独眼人之一。他盛赞了我，言过其实地说：我能做到爱自己的敌人。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即便很久之前他给过我一些特权，即便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敌人，但我并不爱他。我不爱他，也不想见到他，虽然我还是有些尊敬他：当个独眼人也不容易。他不是那些装聋卖哑、玩世不恭，对各种事情充耳不闻的人。他没有得过且过，他在和自己的过去做清算，但账目却对不上，为了账目能对上，他可能耍了点手腕。但对于一个加入过纳粹冲锋队的人，还能苛求他什么呢？我可以拿他和其他人进行对比，我经常在沙滩上，或是工厂里，见到其他诚实的德国人，但他还是占了上风。他对纳粹主义的批评怯懦又委婉，但没有试图辩解。他寻求一场对话，因为他还有良知，并且想办法不让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在第一封信里，他提到“超越过去”，“与过去和解”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固定说法，是当今德国的一种委婉语，通常的理解是“纳粹主义的救赎”。但这个说法中含有“walt”这个词根，在德语里，也可以组成一些其他词，比如“统治”“暴力”“强奸”。我相信，要是把这个表达理解为“对历史的曲解”“对过去的强暴”，与它深层的含义倒是很近。但即使像这样，躲藏在陈词滥调里，也好过很多德国人的迟钝表现。穆勒想超越过去，他的努力很笨拙，有点滑稽，让人愤怒，也让人难过，但还算体面。他不是曾经给了我一双鞋吗？

等到星期天，忙完了其他事，我忐忑地准备给他写一封尽可能真诚、公正、恰当的回信。我这样打了草稿：感谢他让我进入实验室。我已经准备好原谅敌人，甚至可能爱他们，前提是：他们要有悔过的表现，当他们不再是敌人时，我才会原谅他们。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敌人拒绝悔改，而是坚持给他人制造痛苦，这种人当然不能原谅。我们可以试着拯救他们，也可以（或者说必须）和他们对话，但我们的任务是审判他们，而不是原谅他们。至于如何具体评判穆勒的行为，这也是他明确提出来的，我谨慎地提起了他的两位德国同事，相比之下，这两位同事比他要勇敢得多。我承认，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是英雄，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像他这样诚实，但不作为，那这个世界还可以忍受，但这不现实。现实世界里有拿着武器的人，他们建立了奥斯维辛，而那些诚实而软弱的人正为他们铺平了道路。因此奥斯维辛的悲剧，每个德国人都难辞其咎，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允许再有不作为的人。关于在利古里亚海岸见面的事，我只字未提。

[53]基督教（天主教）宗教节日，在复活节后五十天，庆祝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 [54]利古里亚海岸城镇。 就在这天晚上，穆勒从德国给我打来了电话。这次通话干扰很大，听不清楚，此外我也很难听懂电话里的德语了。他声音断断续续，说话很艰难，语气很激动。他说六周之后，圣灵降临节 ，他会来菲纳莱利古雷 ，我们可以在那里见面吗？这问题很突然，我没来得及仔细考虑就答应了他。我请他确定一下到达的具体时间。我把写好的草稿放到一边，那封信已经没用了。

八天后，我收到了穆勒太太的消息，得知洛塔尔·穆勒博士意外离世，享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