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斯维辛回来后，我在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枚奇怪的合金硬币：很轻，样子就是图片中的样子。硬币布满划痕，已经有些腐蚀了，一面是犹太星（大卫之盾）的图案，铸造年份是1943年，地点是“犹太人区”。犹太人区这个词，在德语里读作“盖多”，硬币一面刻着“10马克”，另一面是“利兹曼施塔特犹太长老”。很多年来，我都没有留意过它，有段时间，我把它放在零钱包里，或许无意中把它当成了幸运符，后来我把它放在了一个抽屉里，逐渐遗忘。最近，我从各个方面得到了一些新消息，这让我可以了解这枚硬币的故事，至少是一部分来龙去脉。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很迷人也很邪恶。
在如今的地图册里，这座名为“利兹曼施塔特”的城市已经不存在了。但有一位名为利兹曼的将军，在德国挺有名的，1914年，他在波兰的罗兹市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在纳粹统治时期，为了纪念他，罗兹市改名为利兹曼施塔特市。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罗兹犹太人区的幸存者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我肯定，我是刚解放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硬币。当然不可能是解放前，因为那时我们身上无法保留任何东西。
1939年，罗兹市有大约七十五万居民，是波兰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是最“现代”也最丑陋的城市，靠纺织业为生。它像曼彻斯特和比耶拉一样，受制于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工厂，当时这些工厂大部分已经落伍了，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几十年前建立的。纳粹占领了重要的东欧城市之后，会很快建立起犹太人区，罗兹市也不例外。他们恢复了中世纪和天主教改革时期犹太人区的制度，并利用现代技术，变本加厉，让那里的处境变得更糟。罗兹犹太人区在1940年2月就已建成，是最早的隔都。这里容纳了超过十六万犹太人，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的犹太人区。它还是纳粹建立的犹太人区里存在时间最长的，直到1944年秋天才解散。这要归结于两个原因：它对德国人的经济有一定意义，另一个原因，是犹太人区主席让人不安的个性。
该主席名叫哈伊姆·卢特考斯基，曾和别人合伙开了家绒布工厂，生意失败后他去了几趟英国，可能是为了找他的债权人协商。后来，他在俄国定居，通过某些手段又富裕起来。俄国十月革命毁了他的生意，1917年，他重返波兰罗兹城。1940年，他已经年近六十，两次丧妻，膝下无子。他是犹太慈善组织的领导，大家都认识他，他是个精力充沛、愚昧、专制的人。犹太区主席（或者说长老）这一职位本身很可怕，但总归是个职位。它代表一种成就，能提高地位，带来权力，那时卢特考斯基热衷于权力。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职位的，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纳粹党的一个恶毒玩笑（卢特考斯基是个傻瓜，但看起来像个正经人，总之，他是理想的玩弄对象），也可能是为了得到这一职位，他玩了一些手腕，反正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很强烈。
事实证明，他管理，或者说独裁统治犹太区的四年，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其中混杂着狂妄的美梦、野蛮的力量，还有实实在在的外交和管理能力。他当上主席不久，就觉得自己是个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当然是他的德国主子把他推上这条路的。德国人虽然拿他取乐，但也欣赏他行政管理和发号施令的能力。卢特考斯基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铸币的权利，既能铸金属硬币（就是我手里的那枚硬币），也能印纸币。印纸币的纸张由官方提供，上面有水印。作为工钱，这些钱币被付给犹太人区里疲惫不堪的工人，他们用这些钱可以在杂货店里买到他们平均每天八百卡热量的食物配给。
卢特考斯基拥有一群杰出的艺术家和工匠，他们饥肠辘辘，为了得到一小块面包，时刻准备着为卢特考斯基效力。卢特考斯基让他们绘制并印刷了带有自己肖像的邮票，图片上他须发皆白，沐浴在希望和信仰的光辉里。他还有架马车，拉车的是匹骨瘦如柴的驽马。卢特考斯基乘马车，在自己的微型王国里巡游，穿行在满街的乞丐和请愿者之间。他身披一件国王斗篷，身边围着一群马屁精、奴才走狗、杀手刺客，这就是他的小朝廷。他要求这些宫廷诗人为他写赞歌，赞颂他“果断而有力的手腕”，犹太区的和平与秩序都归功于他。很多人死于饥饿，德国人又时常来抢掠，学校越来越少。在那些悲惨的学校里，他命令孩子们写作文，歌颂和赞美“我们敬爱的、有远见卓识的主席”。就像所有独裁者一样，他抓紧组织起高效的治安系统，名义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强制推行他的纪律。警察局有六百名配有短棍的警员，还有数目不详的暗探。他发表了很多次演讲，其中一部分保存了下来，他的演讲风格很独特，采用了（深思熟虑？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按照当时欧洲盛行的榜样，把自己看作天选之子、“不可或缺的英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演说术，利用煽动人心的表演，假装与人群对话，通过精神控制和掌声来取得赞同。
然而，说到这里，他的形象似乎要更复杂一些。卢特考斯基不仅仅是叛徒和帮凶。在某种程度上，除了让别人信服，他本人也一定渐渐相信自己就是“mashíach”：弥赛亚，人民的救世主。在某些瞬间，他肯定想过维护人民的利益。荒谬的是，在压迫者的身份之外，还同时存在着，或者可能交替存在着，他被压迫者的身份。正如托马斯·曼所说，人是一种混乱的造物。我们可以加一句，尤其是处于高压之下，人会变得更混乱：那就像磁极上的指南针一样，疯狂乱转，不能用普通的标准来评判他。
即使被德国人鄙视和嘲弄，有时还会挨打，但卢特考斯基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奴仆，而是主子。他一定是把自己的权力当真了：当盖世太保连声招呼都没打就夺走了“他的”几名“大臣”时，卢特考斯基勇敢地跑去帮助他们。他用高贵的姿态忍受侮辱，遭到了纳粹的嘲弄，还有无情的耳光。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试图与德国人讨价还价，比如德国人总是要求他的奴隶纺织工生产更多布匹，要求他交出更多无用人口（老人、病人、孩子）、把他们送往毒气室。他的臣民暴动时（就像其他犹太人区一样，罗兹城内也有一些顽强无畏的政治抵抗中心，源自犹太复国主义或共产主义），他也表现了同样的果断，迅速进行镇压，这与其说是对德国人的顺从，不如说是出于对“抗君之罪”的愤怒，国王地位遭到侵犯时采用的铁腕。
[55]原文是anus mundi。 1944年9月，苏联军队正在逼近，纳粹开始清理罗兹市的犹太人区。那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捱过了饥饿、疾病、沉重的劳动，最后却要被运送到奥斯维辛——“世界肛门” ，德国世界最后的下水道，最后几乎都死在了毒气室。只有一千人左右留在了犹太人区，负责拆除和销毁那些珍贵设备，抹去屠杀的痕迹。不久后，苏联红军解放了这些人，也多亏了那些被解救的人，才有了这里讲述的大部分信息。
哈伊姆·卢特考斯基的结局有两个版本，他生前的身份就模糊不清，这好像也影响了他的死亡。第一个版本是，在清理犹太人居住区的过程中，卢特考斯基不想与弟弟分离，试图反对德国人将弟弟带走。于是有个德国军官建议他自愿和弟弟一起被带走，卢特考斯基接受了这个提议。根据第二个版本，可能是汉斯·比伯救了卢特考斯基，让他免于一死，而这位汉斯·比伯的存在也是疑云重重。这位可疑的德国企业家是犹太人区的行政官员，同时还是个包工头。犹太人区的工厂服务于德国军方，他的任务重要而微妙。比伯不是个凶残的人，他不想制造痛苦，不想因为犹太人的种族原罪惩罚他们，他只是想通过供货赚钱。他要压榨犹太人区的劳工，但仅仅是以间接的方式。他希望奴隶工人能好好干活，不希望他们死于饥饿，他的道德感仅限于此。实际上，他是犹太人区真正的主人，他与卢特考斯基之间的关系就像订货人与供应商，这种关系通常会带来一种粗浅的友谊。比伯是个小豺狼，太过玩世不恭，根本没把种族妖魔化言论当回事。他不愿意放弃这门好生意，他希望推迟犹太人区的瓦解，也希望保护自己的朋友兼合伙人卢特考斯基，让他不要被带到集中营。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者通常要好过理论家。那些党卫军理论家的看法与比伯相反，他们更强势，态度相当激进：消灭犹太人区，消灭卢特考斯基。
比伯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有不少熟人，他给卢特考斯基要去的集中营的指挥官写了封信，密封好交给卢特考斯基，让他相信，这封信会保护他，他会得到特别照顾。卢特考斯基向比伯提出要求，希望体面地前往奥斯维辛，不失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也就是待在一节特别车厢里，挂在军用列车末尾，而前面的货运车厢里，挤满了没有特权的流放者。但落到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不论怯懦还是英勇，谦逊还是高傲，命运都只有一个。不管是那封信，还是那节车厢，都没能让哈伊姆·卢特考斯基——犹太人之王，免除进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命运。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故事。它包含着很多其他故事，它会抛出很多问题，却没有给出足够的解答。它在呐喊着，要求解释，让人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征兆，像在梦里或在天上看到的启示。但要解读这个故事，却并不容易。
卢特考斯基是什么人呢？他不是怪物，但也不是平常人。他像很多人，像很多饱受挫败的人一样，尝到一点权力的滋味就沉醉其中。在很多方面，权力就像毒品：在尝试权力之前，人们对它并没有需求，一旦意外接触，只要开了头就开始“上瘾”，产生依赖，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成瘾之后，他就会抗拒现实，沉迷于自己童年的美梦，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说卢特考斯基中了权力之毒，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就要承认，即便在犹太人区的环境中，也产生了这种毒害，这事并非偶然。这种毒性如此强大，甚至在这种几乎消灭了一切个人意愿的环境中，它还能占上风。事实上，长期绝对的权力引发的综合征，从他身上看得很清楚：扭曲的世界观、固执己见的傲慢，疯狂地抓紧发号施令的权柄，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一切并不能让卢特考斯基开脱，让他免于承担罪责。卢特考斯基这个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痛苦和灾难。假如他从生活的悲剧中幸存，在犹太区的悲剧命运中保住性命，但很可能没有法庭会赦免他，作为傀儡，他的小丑形象凌驾于犹太区之上，产生了巨大的毒害，当然我们在道德层面上也不会宽恕他。但也有一些情有可原之处：一种地狱般的秩序，也就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秩序，有种可怕的诱惑力，让人难以抗拒。它并不会把受害者变成圣人，而是腐蚀他们，让他们堕落，变得和自己相似，塑造出大大小小的共犯来保护自己。要抵御这种诱惑，需要有强硬的道德感和骨气，但罗兹市商人哈伊姆·卢特考斯基，他同时代的人骨头都太软。他的故事让人难过，也让人不安，他和许多集中营的头领、后方的党魁，以及那些任何文件都要签字的官员的故事很类似：有些人表面上摇头，却又默许一切，有人说“要是别人在这个位子上，会比我更糟”。
这在极权统治中很典型，权力自上而下，是上级赋予的，而没有任何批评的声音，能从下向上传达，这会让人判断是非的能力减弱，在纯粹的恶和受害者之间，产生了一个良知的灰色地带，卢特考斯基就处于这个地带。他更接近哪一边，靠上还是靠下，这很难说：要是他能说话，就只有他本人向我们澄清了，可能他还会说谎，就像他一直以来那样。但这会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都会帮助法官理解案情，即使这并非他所愿，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扮演另一个角色的能力是有限的。書 籍 分 享 公 號：晚 霞 书 房
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解释这个故事让人感到的急迫性和威胁。或许它有不同的、更加广阔的含义。卢特考斯基像一面镜子，所有人在他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的暧昧性也属于我们，我们都是有灵魂的泥土；他的狂热也属于我们，就是我们西方文明“敲锣打鼓走下地狱”的疯狂；而他可悲的浮华外表，也是我们社会身份地位的讽刺画。他的疯狂正属于伊莎贝拉在《一报还一报》中描绘的自负，但终有一死的人类：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56]《一报还一报》为莎士比亚所著戏剧，本段节选自朱生豪译本。 使天上的神明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就像卢特考斯基，我们也被权力和金钱迷惑了双眼，以致忘了我们的本质多么脆弱，忘记了我们都在“犹太人区”里。这个区域是有围墙的，而围墙外是掌握着生死大权的人，火车也正在不远处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