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一天，睡到半路的郑彩凤毫无征兆地醒来。清冷的月光洒在身侧，她敏锐地听到儿子的呼吸声与以往似有不同，便伸出手去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发现儿子姚平发烧了。

她轻轻地唤了几声儿子，但儿子已经烧得昏昏沉沉。郑彩凤不免有些慌乱，她跳下床，穿上衣服，给虚弱得东倒西歪的儿子也穿好了衣服。

“妈带你去医院。”

儿子任由她抱起，下巴无力地耷拉在她单薄的瘦肩膀上。下楼时她要侧过头才能看清楚楼梯，所以不敢快走，怕一脚踏空会把儿子摔出去。但又急，觉得自己应该争分夺秒。所以到一楼，郑彩凤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这种时候就想到远在广州打货的丈夫姚大强，他在身边就好了。然而他不在，夜风中，她往上耸了耸儿子，拦下一辆出租车。

街上几乎没人，车子跑得飞快，到医院看病的速度同样飞快，年轻的值班医生按部就班，在简单查体后只给她开了血象化验。这使郑彩凤悬着的心放不下来，她认为儿子这次病情与以往的普通感冒不同，但医生已经叫下一个了，郑彩凤于迟疑中起身，犹犹豫豫地去交了钱，然后带着儿子排在冗长的队尾等待抽血化验。

等结果时她发现儿子又烧起来了，郑彩凤向护士讨来一根温度计，三十九度二。这个骇人的数字令她慌忙跑到急诊台，医生总算给开了退烧针，她的心这才放下一点儿。

血象结果出来显示并无大碍，医生建议郑彩凤将孩子带回家继续观察。

“如果再烧起来呢？”郑彩凤还是不放心。

“超过三十八度五就用美林。”他几乎头也没抬。

郑彩凤本还想继续再问些什么，但医生的脸上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张了张嘴，她没敢再问。

看看表，凌晨两点钟了，还上行去吗？她有些犹豫，不开门的话一天的费用就白搭了，但——她低下头瞅瞅怀里的姚平，决定还是先回家再说。

医院大门外等活儿的出租车整齐地排起一溜。她径直走到排头车辆，抱着孩子坐进车里，回程依旧飞快，她竟有些不适应，直到司机慵懒而沙哑地告诉她说：“到了。”

“到了？”

郑彩凤扭头朝车外张望了一下，泼墨一般的夜色中，熟悉的建筑物映入眼帘，这才确认司机真正把她们送达了目的地。付了车钱，她先下了车，守在车门，看着儿子从里面笨拙地爬出来，一跃跳到马路上。

路灯下，他笑得十分灿烂。他像是好了。

郑彩凤这才身子一松。也许医生判断得对？他没什么大事儿。是我太紧张了。

独自带娃的郑彩凤内心时常上演这种前一秒怀疑、后一秒肯定、下一秒又自我推翻的戏码。这使她痛苦焦虑。她也曾跟远在广州的丈夫姚大强说过这事儿，但姚大强认为这不叫事儿，因为一般女人都爱胡思乱想。

“一天没事儿瞎合计啥？”

丈夫选择忽略她的焦虑，肯定的答复虽常使她短暂放下对生活的戒备，但转瞬又不免生出惶恐来。她怀疑自己实际上没有做好成家和养育一个孩子的准备，但因为惯性、因为爱情都好，她早已在懵懂中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人生大动作。

不能再回头了。

“妈妈，等我长大就给你买那辆大汽车。”

儿子的声音打断了母亲郑彩凤飘忽的思绪，她收回随出租车飘远的目光，觉得姚平这一点倒跟他爹姚大强有一拼：都会画大饼。

她俯下身抱起儿子，儿子又软又薄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了，两只眼睛在漆黑的夜里灯一样亮。她并未觉出这是儿子的刻意讨好，她将之归结为儿子“懂事儿” “孝顺”。她从未想过在儿子过于狭窄的世界里，她这个母亲的喜怒哀乐其实可以影响儿子的快乐与悲伤。

敏感的姚平之所以十分善于捕捉母亲情绪的微妙变化，其实无关爱与不爱，只是一种求得最优解的生存方案而已——他已经失去父亲的荫庇，他不能再失去母亲的保护。要想不失去，至少，他要讨得母亲的欢心。

当然，这一切均发生在他不自知而母亲也觉知不到的情况下。

“买什么颜色的？”

“蓝色。”这回答被夜风送出去很远。

小区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脚步声。上楼耗费力气，郑彩凤抱着儿子，只能走一层歇一下，再往上走一层，再歇一歇。开始儿子还吵着要下来自己走，后来却不吵了，伏在她怀里默不作声。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郑彩凤紧张地将自己的嘴唇贴在儿子额头上，发现他又烧起来了。

她忘记了累，一鼓作气地上了楼。开门，进了屋。没等气喘匀，先去找体温计。找到了体温计给儿子夹上，但旋即又命令儿子将胳膊张开取出了体温计。

她忘了将刻度甩下去。

她猛力地、发泄般地甩温度计，又开始胡思乱想。儿子得的什么病？会不会是白血病？高烧不退，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一想，就怕，手都哆嗦了。她慌乱地将体温计重新塞进儿子腋下。

“夹住，千万别掉了。”

不能上行了，她明白。

转身去了厨房，到厨房才发现其实无事可做。可是等结果的那五分钟对她来说太过漫长，总要找点事儿做。她伸手扭开灯，昏黄的灯光照着破旧的带有油垢的厨具。她顺手拎起一只水壶，拧开水槽上的龙头。那白色的塑料水龙头还是她自己安的。因为不会，所以安歪了。但她没敢拆下来重安，怕再安装一次反而不如这第一次，好在并不影响使用。

水接满了，她将水壶坐在燃气灶上。蓝色的火焰“扑”一声自灶眼吐出，形成一个小小的圆圈。火焰跳跃着包裹了壶底，壶底已经是黑尽了。她没有扣上壶盖，静静地，一个人，在厨房，听那火炙烤水壶的声音，先是“咝咝”的，接着“哗”一声，咕嘟着，水翻开了花。她盖上盖子，关了燃气灶，转身回到了卧室，看见儿子姚平正无精打采地斜躺在沙发上。

“难受吧？”她关切的目光落在儿子稚嫩的脸上，因为发烧，儿子两颧有两坨浅浅的红晕。

她没有等待儿子答复，将体温计拿出来对着灯光照，又是三十九度。她颓然垂下手臂，感觉有些茫然。再要咋办？还去医院吗？后来想想那年轻医生的嘴脸，觉得他真是不济事。于是给姚平喂下了退烧药，抱他到床上睡。

“睡吧，睡醒就好了。”她边掖被子边告诉儿子。儿子紧紧闭着双眼，出气声很重。

郑彩凤抬头看了看正面墙上的时钟，已经三点多钟了。倦意袭上来，困，但因为担心儿子，她睡不着。这种滋味不好受，明明困累至极，又精神得要命。明明身体命令自己要赶快去休息，但大脑又坚决不服从。她要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打架。一个自己，试图消灭另外一个自己。谁赢了，她都是输家。

她回头再瞅了儿子一眼，小人儿倒像睡着了。一双淡淡的眉毛微微地拢着，像有什么重大问题使他备受困扰。灯光让他另一面的脸埋入阴影，看不清。她轻手轻脚走到门边，把灯按熄了。儿子在床上不自觉地动弹一下。她没敢再出声，不知是怕出了声音吵醒儿子，还是害怕儿子醒来但烧还没有退。

屋子里很静，她看着屋内床上那一小团黑影，模糊的，又是清晰的，他的身体轻微起伏着。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再轻轻走回到床边，但仍旧不敢踏上床去。因为那是房东提供的一张旧床，上床下床往往发出吱嘎声，还会有起伏，那样也许会将熟睡的儿子吵醒。

她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喘，似乎声音会惊扰了这屋子内暂时的安宁。病魔伺在儿子床头，郑彩凤不知他究竟意欲何为，是想吓唬一下她这母亲，还是真想掠夺走儿子的健康？她心里没有把握。

这种想象放大了她的恐惧，狭小的空间陡然成为一座孤岛，而她只身被困于岛中央，四周是茫无涯际的波涛汹涌，没有渡她的船。叹息声划破几乎不再流动的空气，所有的空气都静止般悬于半空。她倍加思念远在广州的丈夫，认为如果丈夫在身边，他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办法以应对眼前困境，她对此没有丝毫怀疑。这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仿佛早在她出生之前这想法就已经被植入了基因。

日后她会被这指望给害苦的。

五爱街的很多女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指望。

2

姚平的病情总是反复，总是烧，吃了药能顶一会儿，但药劲一过又烧上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也去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又都说他没病。

她急得抓瞎，人要崩溃，唯一的指望是丈夫，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想要个准主意，但丈夫并没有给她任何指点或安慰，反而在电话里质问她：“怎么连个孩子也看不好？”

她被埋怨得起了急，在电话里跟丈夫大吵了一场，再加上孩子病总也不好，心里哪能不发焦。她气急下摔了电话，却没敢朝地上摔，只摔到床上。电话摔到床上时发出一声闷哼，被弹起来，经过几个弹跳，落势一点一点衰弱。她呆呆地望着那电话，儿子姚平从旁边走过来，拿起她的一只手，放在自己额头上。

“妈，你瞧，我不烧了。我好了，你别生气。我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当医生，研究一种药，吃了永远也不会发烧的药。”

她看看儿子，一把搂过，觉得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付出得值，但很快又发现不对，儿子的身体又像火一样烧了起来。她惊恐地推开儿子，发现他甚至在轻微颤抖。是颤抖还是抽搐？她扳过儿子窄窄的肩膀，脸色一点一点沉下去，之后拿了提包，抱起儿子，冲出门去。

但是检查结果似乎陷入轮回，急诊室的大夫沉吟良久，建议犹豫着往外走的郑彩凤，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挂个专家号。

啊，还有专家号？专家号一个二百多块，但是顾不了许多了。因为贵，专家号反而容易挂，也无须等太久。

专家是位年迈的男大夫，头发已经全都白了，并不太稀，反而很浓密，有序地堆积在头顶。他有着肥胖的身躯，白面包一样发起来的胖脸。营养很好，面皮是发亮的，透着光，只是眼皮耷下来，动作也有些迟缓了。

她领着儿子过去刚要坐下，忽然有人敲门，紧接着从门缝里探进一张中年女性的脸。那女人也穿着白大褂，跟他是同事？她没有看郑彩凤母子，目光轻而易举掠过他们，没有丝毫避讳地对那老专家说：“人到了，您老方便给看看不？”

“进来吧。”专家低着头。

郑彩凤反局促起来，不知自己该不该坐下。她回头见到那中年女医生朝身后一招手，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从门边走了进来。女医生跟老大夫很熟稔地寒暄了几句，说一些闲话，仿佛现场只有他们那几个人。这使郑彩凤感觉受到了屈辱，她很生气，想发作。她不是不会当泼妇，在五爱街，她太擅长这个了。但这庄严又文明并且带一点富丽堂皇的地方吓住了她，那老专家的身份与女医生漠视的神情吓住了她，她怕发作起来反而只会令自己更难堪。

“妈，我有点儿累了，站不住了。”儿子虚弱的请求打断了她的愤怒。她哈下腰，沉默地将儿子抱起。专家已经开始为那少年看病，动作、说话都慢慢悠悠的，一点儿不着急。

郑彩凤知道他们这些人，一眼便能惦出对方的斤两，他们一定吃定了她并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抗议。

“谁让自己无能呢！”她恨恨地想，艰难地吞咽下一口唾液，将头转了过去，不去看，保持着沉默。

儿子在她怀里不安地蠕动，烦躁地扭动着身体。她知道这动作意味着他又开始不舒服了。郑彩凤很心疼，但也很无力。她从未如此渴望过金钱以外的东西，是儿子付出健康的代价才使得她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个社会。她渴望掌握权柄与资源的那个人是她，或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她曾经以为金钱已经是成年人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原来并不是。她还曾经以为所有人真都是平等的，原来还不是。她突然间异常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她因了这尴尬的位置而心生出歉意。不是对自己，而是对自己的儿子——姚平。

当她将儿子倒换到另一侧手臂上时，那走后门的少年总算是看完了病。她长出一口气，抱着孩子坐在就诊凳上。老专家迅速变换脸色，不苟言笑，问询的话也少得可怜，郑彩凤的陈述屡被打断。当他看向郑彩凤时，目光中像没有看到郑彩凤这个人一样。他只是做了一个抬头看她的动作而已，眼皮都不肯撩动一下。这种居高临下使郑彩凤更加胆怯，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老专家长有老年斑的白嫩的双手翻动着姚平的检查单据，随后“哗哗哗”地摇一支笔，如同一个老迈成熟的船夫在摇自己摇了一辈子的橹。他在病志本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写完又在电脑上点了几下鼠标，让郑彩凤先带孩子去验个支原体，如果支原体没事儿，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化验。他说这话时神情很严肃，让郑彩凤吃惊，胆就跟着虚起来，腿也有些软，但还是勉强站了起来。本来她已走到了门边，但又折回来，问老专家，儿子会不会是啥重病。

这疑问她一直存在心底。

老专家没看她，只淡漠地低头交代：“先去验血，结果出来再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来的，儿子说走得动，但她还是执意抱起他，抱得死紧，怕一松手儿子跌地上能碎一地似的。

支原体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爆表。大夫说再高下去有可能上行感染到脑部，引起支原体脑膜炎。她恨不能给老专家跪下，也就原谅了他给别人开后门。

3

姚平还没有痊愈之时，郑彩凤就有了新的人生决定。她决定要将儿子培养成材，要让他出人头地。她自认有了更为开阔的眼界，有了更为高远的见地。他们那一代还天真地认为只要挣到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会拥有一切，然而事实上钱再重要也不过能当个开路先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敲门砖甚至不能敲得开所有它想敲开的门。

于是一个改造儿子的计划在心里慢慢酝酿成形。从前她是不怎么关心儿子成绩的，她认为分数这个东西有一点儿就行，甚至早早打算好要子承父业的，在五爱街做买卖呗，只要会按计算器就行。所以家长会上老师说姚平成绩不好，上课不能专心听讲，还老是溜号，她只是讪讪地笑，回到家顶多讲姚平一句，更不会打。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好好学习可能是姚平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路径。这事儿由此而变得重要且刻不容缓了，于是每天放学，郑彩凤都会搬张凳子坐在姚平对面看着他学习。姚平看作业本，她看姚平。这个数算得不对，那个字写得不工整。但儿子总跟她捣蛋，没写五分钟，起来。问咋的了，说有尿，要去尿。倒是真有尿，“哗哗哗”尿完了，没坐五分钟，字还没写到一行呢，又动弹。这一回问又要干啥，说是口渴了，要喝水。“不许去。”她恼怒起来，儿子倒乖巧而顺从地坐下了。这一回换郑彩凤不忍心了，停了一会儿，她开口道：“去吧去吧，一天净事儿。”

让姚平去了吧，又后悔，觉得自己没有坚持住原则。这不利于姚平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啊。她又开始焦虑，对姚平就更严厉一点儿，但严厉过后，又是后悔，认为姚平才多大的孩子呀，还没一块豆腐高呢，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她天天在干啥？满街筒子疯跑。于是不免又要向姚平开绿灯，做出一点儿让步。

这样秃噜反仗的结果是她自己先就厌倦透顶，觉得学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差事，更何况太多的题目她也弄不清楚，有时竟还要姚平反过来纠正她，使她脸臊的啊。怎么办呢？

她就将主意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打到了她所认为的更懂专业也更懂得科学育儿的老师身上去了。也没更好的方法，就是送礼，因为生意不错，郑彩凤的手笔就大，老师通常跟她客气客气，也就默默地收下了。

礼送出去效果就出来了。老师对儿子姚平真的也更加关注起来。姚平一回到家就围着她跟她讲，老师今天上课叫了他三回，有个小朋友一堂课举了好几回手也没有轮到过一回；老师让他当小组长了，说这样可以锻炼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老师今天让他考全班生字了，他自己不需要考不说，还感觉自己像个小老师，别提多自豪了。

郑彩凤十分欣慰，觉得这钱没白花。钱还是有些作用的，只是到达一定的高度后，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罢了。

往下发展的剧情就顺理成章得多了。

有一回她找老师说自己要出趟远门上货，孩子又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她认识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起早贪黑的买卖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帮她照管孩子，再说了，就算是他们有时间她也不放心，一个个粗人！

说完等老师的反应。老师还是经过了短暂的权衡的，最终因为拿人家的手软而相当识趣地开了金口，说：“如果就一晚上，我带家里去吧，添双筷子的事儿。”

郑彩凤就等这句话了，但姚平不干。打生下来他没有一天离开过母亲郑彩凤，每天晚上，当洗得光溜溜的姚平穿着带有奥特曼图案的三角裤衩，像一条泥鳅一样滑进被窝里，他会一把抱住母亲的圆膀子，翘起鼻翼，像一只小巴儿狗一样猛劲地在郑彩凤身上嗅，说他喜欢妈妈的味道，没有这种味道他会睡不着。

姚平脆弱地哭了，问母亲是不是也想像父亲一样抛弃他，不想要他了。

这本是孩子最真实的恐惧，但郑彩凤认为太孩子气了。她自己粗枝大叶的成长经验被完整地复刻在儿子身上，她是完全不知道成长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将孩子推往截然不同的方向的。

从这天开始，儿子的命运朝向有了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像以往的任何一种转变一样，是在儿子姚平以及母亲郑彩凤、父亲姚大强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以一种居心叵测的方式沉默地进行的。

儿子当然拗不过郑彩凤，他被送往老师家。姚平本是带着气愤过去的，产生了小小的不合作的要报复的心理。他本打定了主意，但他习惯了迎合，害怕被抛弃。并且，他习惯了看别人的脸色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乖顺惯了的。他早早放弃了对自我发展的探讨，以为拿乖顺听话就能换得生活的安定与平静。

所以到了老师家里后，他几乎自然而然地乖顺起来，甚至是大气都不敢出的。老师一家子脸都很严肃，老师家里也有一个孩子，不过比较大了。他学习的时候，老师让姚平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不要影响哥哥学习。可是姚平自己的作业还没有写，老师没时间辅导他，就很体贴地告诉他不用写了，明天他不需要交作业。这一点使姚平分外高兴。老师还告诉他，这件事不能告诉同学，也不能告诉妈妈。姚平很懂得地点了点头。

自那以后，郑彩凤三天两头拜托老师，老师不是太愿意，老师的爱人也有意见。家里凭空多出一个外人，虽说是小孩子，但也总感觉有诸多不便。但是郑彩凤把钱往老师手里一塞，老师和老师的爱人又觉得可以继续忍受了。老师的孩子学习也不太好，有些东西老师也辅导不了，郑彩凤交给老师的钱便又到了其他的辅导老师手里。

有一次姚平听老师跟她爱人说，如果没有姚平，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紧曳的；有了这份钱，孩子补课的钱也解决了，生活问题也解决了，还能攒下一些。

每次考试之前，老师都会丢给他一张卷子。每一道题都给他讲一遍，再让他做一遍。如果不讲呢，老师在监考的时候，会不时转到他身边来，用手指头点一点这里，点一点那里，他的成绩就肉眼可见地上来了。

他成为母亲、母亲身边的朋友们口中的好学生了。三方都很满意。母亲以为自己高明，用金钱摆布了老师；老师的手段也不白给，摆布了姚平；姚平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他有好成绩可以对所有人有一个交代了，收获褒奖，而且无须付出努力。

4

郑彩凤对于儿子的好成绩常常现出一种故作姿态的烦恼来：“就差一分。唉！美中不足。”

语气十分遗憾。

张姐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她满足并且陶醉于这种责备。

六年级上学期，一些家长开始想办法为自家孩子寻找好中学。郑彩凤并不着急，儿子姚平没有本市户口，不能按片划分学区就近入学。但是这城市里有几所算不错的私立中学是不考虑户口因素的，中考成绩却相当有名，甚至压过这里最好的公立初中，不过要通过考试来选拔学生。她呢，早就打定了主意，并且成竹在胸。

姚平并不想去参加考试，他已经六年级，这个年龄，是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好成绩是怎么来的了。他总是想从这种虚幻光环里逃出来，却又欲罢不能。他有些恨自己，也有些拿自己无能为力。

但他也知道母亲的要求是不能够拒绝的，于是被动地去考试。考完了他反而镇定，因为心知肚明事情已经走到了揭晓谜底的时刻，严苛的处罚也许能令他好受一些。他也需要解脱，长期扮演一个与自己迥然相异的角色早就使他感到厌倦。

他在等，噢不，他在盼那一时刻的到来。他做好了承受任何结果的准备。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最不能接受结果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母亲郑彩凤。母亲在得知结果后先是固执地认为是那些招生的学校搞了猫腻，为此她特意跑了一趟学校去向老师求得一些行业内幕，以佐证自己的判断。

“姚平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怎么可能？一定是学校有问题。”

但班主任老师并不认为这结果意外。她很平静。

“你要知道，这种学校选拔好学苗，出题的范围会宽，还会拔高的，这并不代表姚平不优秀。”

这是什么意思？她大惑不解。老师见她目瞪口呆，知道她并没有完全懂，或者懂了，但不愿意相信这个现实。于是起身，拢了一下头发，不愿意跟她多说了。“太忙了，要不等有时间我跟你细唠吧。”

郑彩凤机械地站起来，机械地看着老师走远的背影。她伸出一只手，却并没有出声召唤老师。好像有什么东西错了似的，但是是什么呢？

那天晚上儿子回到家，她看着儿子，忽然间觉得儿子似乎也陌生了似的。

“儿子，你过来。”她召唤儿子，儿子过来了。儿子走路真快，带着一股风，儿子大了。她忽然间迟疑起来，也许，老师说得对。那种私立学校，为了创出口碑，考试出的题目往往刁钻古怪，不正常。是。对。他们不正常，不是她的儿子不优秀。她没有错，儿子也没有问题，班主任老师更没有问题。如果班主任老师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她当初的决定是有问题的。她不能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她对自己的责备已经够多的了，是不能够再多了。更何况真闹起来结果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丈夫知道了更加会责备他，就像当初儿子发烧时那样指责她：怎么一个孩子也带不好？

这样一想，她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

儿子已经走到她面前：“妈，什么事儿？”

这打破了她的沉思。

“没有。没有事。”她说。慌乱中抬头看看儿子，旋即又将目光掉开，她不敢去看儿子。但随后她又叫住了转身要离开的儿子：“你是怎么考到那么多一百分的？”

她紧紧盯住儿子的眼睛，儿子偏过头，回避了她的目光，这个小动作让郑彩凤心往下一沉。

她换了一种问法：“在老师家里，老师辅导你功课吗？”

儿子没有说话。

郑彩凤明白了，她知道，小学考试监考都是本班班主任，没有多么严格，评分也是本班班主任，要想动什么手脚，实在太容易了。

两年前就从广州回来的丈夫姚大强刚回到家，没有察觉到她的心绪不宁。丈夫回来后直接躺在床上，没有脱袜子。他是汗脚，脚臭得要命。儿子提醒她：“妈，你今天没让我爸去洗脚。”

“对，得去洗脚。”她要求丈夫。其实心里并不坚持，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丈夫却并不知道妻子心里已经发生了妥协，他以为不去洗脚有可能引发一场家庭战争，于是不情不愿地趿着拖鞋出去洗脚了。等他重新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竟突然间想起儿子升初中的事情来。

“怎么样了？出成绩没？”姚大强问。

“噢。”她有些慌，“没有。”她回答，“但是我听说，这些私立学校走后门的风气很严重。而且学风也不好，互相攀比。再有，听说××学校被称为××监狱，说有的学生因为压力太大承受不了，跳楼自杀了。”

她并不打算把自己发现的真相透露给丈夫。

“那么严重吗？”丈夫似乎第一次听说，很吃了一惊，“现在家长都有病，那图啥呢？本来是想孩子成材，结果没成材，先挂了，成啥材也没用了啊。”

他翻一个身，后背是竹质凉席印上去的一个一个浅浅的小小的长方形印记。郑彩凤很害怕他继续问下去，好在很快就听到他的鼾声，郑彩凤长出了一口气。

那晚，她有些睡不着，但又不敢折腾，怕丈夫问她有什么心事，到时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只有一次，她实在忍受不住，轻手轻脚地出去了。走到儿子房间门口，想进去，把儿子拽起来，问他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早点把真相告诉她。但她没进去，她知道，是她逼儿子放学后一定要去老师家里补课、做作业的，有时甚至让儿子在老师家里过夜。

她缩回手，摸黑来到客厅，坐下。安静地在黑暗里，她很想哭，但是她不敢。

5

姚平最终去了一所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然而在这所谓的国际化学校里，他的成绩一直很一般。她对此并不满意，但老师说他们重视的是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偏重人性化教学，让郑彩凤不要那样急功近利。

郑彩凤不明白，学校收那样一大笔钱，就是为了让家长不急功近利吗？老师看出了她眼睛里的疑惑，反问她：“应试教育的苦头你还没有吃够吗？即使你没有吃够，问一问你的儿子，他有没有吃够？一个人总要爱上他所做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好它。你问问他，他爱学习吗？作为家长，你关注过你的儿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吗？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要总是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家长式的作风来，对孩子颐指气使、呼来喝去。”

“颐指气使”郑彩凤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她明白什么叫“呼来喝去”。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她也想不明白，综合素质教育跟分数冲突吗？她不能理解，这种成绩让她对学校很失望。老师看出了她的不满，只好使出撒手锏：“我们也要知道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说句大白话您也别不爱听，真正的尖子生谁能来咱这学校啊？到那种好学校去，给人家提鞋人家都不要，孩子的自尊心更受打击。”

郑彩凤这才被真正说服，她笑笑，主动把话给拉了回来。本来是想兴师问罪来的，结果却被人明里暗里地抢白了一顿，而且老师似乎十分清楚她的儿子如果不进入这所学校，其他学校也根本进不去。老师的话使她重新去面对现实，她只好落落寡欢地跟老师道了别。

一直到走出校门，她仍旧能感受到那老师落在她后背的鄙夷的目光，那目光像针一样刺痛了她的末梢神经，使她感觉得到每一丝细微而真实的痛楚。

她的车子就停在学校对面，一排排笔直的树木亭亭如盖，但车头却因为树荫的移动而暴露在阳光下。因为已被暴晒了许久，一开车门便有一股闷浊的热浪朝她袭来。她皱着眉头屏住呼吸坐进驾驶室，伸手摸了摸方向盘，方向盘有些烫手。于是关了车门，将空调打开，脑袋里则在思考着该向现实妥协还是再想点儿什么办法拼一拼？她始终不愿意相信姚平没有能力把学习搞上去，总觉得儿子是被自己当初那个蠢决定给坑害了，如果遇到的是另外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呢？没准儿姚平能考上市里最好的初中。

郑彩凤那时的心理比儿子姚平上小学时更为复杂微妙了，小学时她仅只是不信任自己，仅只是过于相信老师，仅只是想让儿子有朝一日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但经过小学的变故，她对儿子实际上是有一些愧疚在里面的。这点惭愧，使她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加深了对自己的自责不说，也使她失却了重新审视自己儿子能力与兴趣的机会。郑彩凤所做的第二件错事就是她拼了命地想要弥补这个错误，想要弥补的心情迫切得使她失了理智，她几乎完全进入一种癫狂而痴迷的状态。

车里很快变得凉快起来，她发动了汽车，头脑又短暂地变得清醒了，觉得儿子不是学习那块料的想法占据了上风。她是有一些想放弃的。但当汽车掉了头，缓慢转了弯，她看着后视镜，一打方向盘，想法却再一次发生了改变。

郑彩凤的韧性不合时宜地出现了，尤其是当她想到丈夫姚大强。姚大强从广州回来后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家里的事不大管，孩子的事更不过问。那几年他在广州，电话里有时倒也能说出几句温情的话来，她当时也是盼他回来的。能早一日一家团圆，如果有什么事儿，大家也好打个商量。

没想到回来后两人的关系似乎更为疏远了，常是说不上三句话就要吵上一场。想象里的久别胜新婚只能徒然地留在想象里，不但热情没有，体贴也是没有的。有时她不舒服，希望他能留家里照顾照顾自己，他倒是也在家里待着，但人在心不在，不是看电视就是呼呼睡大觉，让她看了更来气，索性放他走。

郑彩凤不甘于栖身如此这般的婚姻，然而要提离婚也不可能。一则因为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告诉她，结婚多年以后所有的夫妻感情都这样。二来她也害怕离婚以后分割了财产，丈夫用不了几天就会败光自己那一份。那钱是她辛辛苦苦一分一毛赚回来的，她难免把钱看得过重，感情的事她反而因为经历了过多的失望而不太在乎。

她实在害怕离婚后将自己搞得倾家荡产的丈夫，最后会跑回来吸她和儿子的血。

顾忌这一层，忍气吞声的那个人也就只能是她了。这是很无奈也是很现实的事。

她叹了一口气，上了立交桥。那立交桥呈圆拱形，有一个缓缓的拱形的坡，两边是白钢的骨架结构，做成了排列整齐的造型。其实她也不太想回家，但又没什么地方好去，所以开着开着还是回了家。

到了家她感觉很意外，男人居然也在家，正躺在沙发上，抠着脚，抽着烟。烟灰掉到沙发上，烟缸里反而干净。他手机放在一旁，脚搭在茶几上，穿着一条大裤衩子，露出肥腻的上半身，肚腹处黑色的毛发紧贴着肚皮，很像老家养的黑毛猪，还是老母猪。她看不下去，实在无法将婚前那个精神、利整、能言善道、体贴入微的帅小伙，跟眼前这油腻、懒惰、肮脏、自私的中年男人联系在一处。是同一个人吗？

郑彩凤感觉有些恍惚，但一肚子的心事似乎也只有向他去诉说，便试着跟他说起儿子学习上的事儿。姚大强总是觉得郑彩凤对儿子过于关注：“他爱咋样就咋样呗，你管他干啥？”

郑彩凤听了来气：“他是谁？他是咱儿子，不然我管他干啥？”

“咱儿子咋的，养大的呗，剩下的他得靠自己。我和你咋的了？爹妈管了还是给我们啥了？不也都挺好的吗？”

郑彩凤不知道丈夫如何定义“好”，但谁又不想好上加好呢？再说，他们靠吃苦耐劳打拼了半辈子，生活也不过仅止于一日三餐、有车有房罢了。这种止步于物质却并没有实现阶层跃升的人生看似成功实则脆弱，一旦遇上需要动用关系或资源的事情就会陷入被动，哪怕是看个病。那次，幸亏儿子得的不是急病重病，不然……

那件事后很长时间她不能睡安稳，发过好几次噩梦，总是梦见那专家一直在给别人看病，怎么看也看不完。儿子在她怀里越来越虚弱，眼瞅着就不行了，可大夫还背对着他们在给走后门的人看病。她一激灵从梦里醒过来。

那种感觉太过可怕，那段四处求医看不着一张笑脸的日子她不想过，她也不想某一天儿子或者儿子的儿子会陷入那样的命运里去。如果想不被动，就只有自己成为掌握资源的那个人，成为制定规则的那个人。但丈夫对此却丝毫没有意识。

她早是有些看不起他了，于是不自觉地冷笑一声：“你就是不想管，也没有那个能力管，当了甩手掌柜的还要给自己脸上贴二两黄金。我倒问问你，动物世界的畜生都知道不光生、不光养，还得保护、还得教，你——”

“对。”丈夫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肚皮上的肥肉因动作幅度太大而轻微颤抖，“我就不合格，我就畜生不如，你跟畜生睡觉你是啥？”

他“咚咚咚”地走了出去，隔一会儿听见他大力拉开衣柜的声音，又隔一会儿他衣着光鲜地夹着个包出现在客厅，径直奔大门，换鞋，开门，走了出去。动作一气呵成。临出去时他骂骂咧咧地将门重重摔上：“也不看看自己啥×样，龙生龙，凤生凤。”

郑彩凤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控制住想追上去跟他干一仗的冲动。阳光照进宽大的客厅落地窗，宁静而平和地铺在地板上。她虚弱地坐下，一种茫然与失落深深攫住了她。她翻开电话，很想找个人好好谈一谈。但是她并没有真去找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说了，家丑不可外扬。

她环顾一下四周，空荡荡的家使她越发感觉到孤独。她从前以为，这个家是因为丈夫远在广州而令自己孤独，后来她才知道，近在咫尺才更让人抓狂。

苦闷无望的生活使郑彩凤变得暴躁，暴躁引发失眠。丈夫为了自己不被影响要求跟她分房睡，这举动更让她暴躁。

“干脆离婚好了。”她的语调尖酸刻薄。

除却儿子和家庭，生意其实也比从前更难做了。电商冲击太大了，市场里没有人，从趟子这头可以望见那头。大家都没生意，于是就围坐在一起甩扑克，也说一些抱怨的话，还有一些人试图转型，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有些失败者重新回到市场里，来守着一天也没有几个顾客的摊档，那种守候更像是一种难以更改的习惯，当然也有一些不甘心和万一能重返巅峰的侥幸心理。郑彩凤熟悉这种惯性与不甘交错在一起的感觉，很像她现在对自己的儿子。

使儿子出人头地已经成为几乎一无所有的郑彩凤的一种执念，就像那些想不出其他生财之道的五爱老业户一样，他们固守在自己局限的认知里可怕地坚持着。

6

才上初一，姚平已经一米七多了，学校实行半封闭化管理，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发自本心，他是不愿意回家的。当然，也不愿意在学校里待着。学校老师其实管理得很严，作业也多。他们对外宣称重视所谓的素质教育，要培养兴趣，但实际上也唯分数至上。大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谎言，这使他们这些孩子无所适从。

晚自习要上到十点多，大家忙着写作业。明晃晃的灯吊在头顶，四十几个人交换着从各自身体呼出的气体。从教室一头望过去，只有一片黑压压的、千篇一律的脑袋。有的人极累极倦了，就用一本书挡住自己的脸，睡着了，但没一会儿，就被另外一本书打醒。

军事化管理让生活节奏变得有秩序而规律，早晨几点起床，几点早餐，几点早自习，几点晨读，几点上课，几点下课——不，他们几乎没有下课的时间，不是上一堂的老师压堂，就是下一堂的老师提前在门口等待，或者，利用课间的十分钟进行一次小考。没有音乐课，没有体育课，什么都没有，哪怕学校里有音乐教室，有游泳池，有篮球场。入校以后敏感的姚平很快就发觉，那些都是道具——招生或者敛财的道具。

他因此而厌倦学习，也厌倦学校。

但不能说。对老师不能说，老师会觉得不爱学习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也不能对父母说，他们会用惊恐的、莫名其妙的、痛心疾首的表情看着他，让他觉得自己像罪犯一样。尤其母亲，每至此时，她会痛哭流涕地历数在他身上所花的时间、金钱、心思，这些都成为他不得不背负的债。这些债像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种生活于他来讲是一种煎熬。他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似乎他身边的每个人都身处“煎熬”之中。

大家都在煎熬，大家却都不愿意放手。每个人都有不放手的原因。父亲是“要不是看你妈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我早不跟她过了”。母亲是“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不忍了”。老师是“带完你们这一届，我再也不当班主任了”。他的是“……”。

如果顺从他们呢？他不是不愿意顺从，实际上他也一直在顺从。他从未意识到除顺从外他也可以勇敢地去做自己，至少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反而常担心自己顺从得还不够，所以才并未抵达自己的理想生活。

姚平整日生活在过于迷茫之中。每天，他只能勉强完成作业，上课老师讲题，他常听着听着就找不到老师已经讲到哪一道题了。他不是不想举手发问，但当他提出那接近幼稚的问题时，老师嫌恶地丢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而同学们则哄堂大笑。有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尖着嗓子起哄：“大哥，听啥呢？丢人现眼。”

此时，他是不能表现出自己的愤怒的，更不能骂回去。因为那样会被人称为不大度、小气：“都是同学，能有什么恶意？撑死了就是嘴贱一点儿，你不搭理他不就得了。”

还会有人说他开不起玩笑。

世界让他备感困扰，他不知道该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

下一个学期开学前，学校别出心裁，让他们去参观养猪场。目的可能是在于，教育他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去喂猪？他麻木地看着那些被养得毛光爪净的猪，看见它们有清洁的猪舍，看见它们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看见它们的饮食被统一配给，为了长膘直到半夜还在日光灯的照射下大吃大嚼，总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不是跟他们一样吗？只不过它们的名字叫猪，而他们的名字叫人而已。这发现使他更觉惆怅，他总像怀揣了满肚子的心事，总是没办法使自己快乐起来。

每个周末都是母亲郑彩凤来接他，父亲很少来。他总是忙，张口闭口都是大生意，再不就是想当年“我在广州混”的时候。初听还可以，再听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总听，就觉得多少是有些厌烦了。更何况他与父亲那样不同，父亲是粗声大气、大开大合的性格。他不是。他凡事喜欢放在心里，咀嚼，还会反刍。尤其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或者发呆的时候，他会将心思和往事拿出来，翻开，自己瞧着，自己咂摸。有时想清楚一些事，更兴奋得睡不着。大多数时候是想不明白，只好将那些心思和往事仍旧搁在那里，等有时间，再将它翻出来，并不丢弃。

周末校门外都是车。好车往往停在显眼处，条件一般的就把车停在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家长也不等在大门口。学生似与家长达成了某种共识，也不声张，在校门口很安静地跟同学说再见，然后去老地点找到自家的车，拉开车门沉默地坐上去回家。

母亲郑彩凤接到他以后往往很聒噪，问东问西。问十句，他不答一句，但她还是要问。她不觉得儿子不想跟他说话是因为没什么好跟她说的，她觉得儿子个性沉闷，跟谁都这样，所以更需要开导与引领。

她常自以为是地替他做许多决定，而吊诡之处在于做决定之前她居然会询问他的意见。询问的时候十分郑重其事，显得很民主。可一旦他提出反对意见，她则现出惊讶来，表示不可思议。如果他坚持下去呢？她会耐心而慈悲地开导他，说是为了他好。如果他胆敢再坚持下去，这种坚持便成为一种罪恶与反叛，是对母爱的辜负与背弃，那么就等着母亲细数从他出生开始为他所做的种种服务与牺牲吧，那些细节，听着听着，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罪恶滔天。

母爱深如海，但他常觉得母亲的爱像一座大山，看起来雄伟、壮观，背负起来则太过沉重。

所以结果均以他无声地臣服而皆大欢喜。母亲此时又总要充满疑问地再一次向他确认：“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真是。”他虔诚地点头。

反抗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要再去反抗。

“我儿子懂事了。”

姚平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夸他，是他懂事吗？是他不得不懂事。

“妈没白生你。”

他懵懂地看着母亲。

“知道体谅妈妈的苦心了。”母亲进一步强调。

他低下头，有些伤感。

对现实的无力使他沉迷于游戏，虚拟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尽在掌控。他上课玩，下课也玩。老师有时会发现，有时不会发现。如果发现了，他不会跟老师顶嘴，就说一些软和话，再发点儿根本不会兑现的誓言。发誓的时候要恳切真诚，表情一定要庄重。老师尽管半信半疑，但最后大都会选择相信。他讨厌这样的自己，却无法摆脱这样的自己。

他尤其厌恶发布成绩，成绩一直在提醒他自己有多么无能。老师公布成绩时他往往低着头，这样会使老师对他不那样苛责，觉得他还有那么一点点自尊心：“不像班里的某某和某某某，还笑，觍什么大脸笑？对不对得起你爸你妈给你们掏的那个钱？”

对老师来说，他还有的救，还值得救。

郑彩凤也是这样觉得，郑彩凤不知道他不但学不进去也根本跟不上。那些在好学生看起来粗浅的概念，他觉得是头一次听。英文卷子发下来一大篇子，那些字母组合认识他，但他不认识那些字母组合。也不是没有试过一个一个地查，但效率太低了。有一次他尝试弄懂一个问题后再继续朝下写，于是作业没写完。老师叫来家长，说他不写作业。他赔礼道歉，保证没有下次，态度让老师和家长都十分满意。写完作业的方法有很多，抄，乱写，请枪手。但是枪手不好请，因为在那所私立学校，似乎每一个孩子都不缺钱。

郑彩凤给姚平请了一对一的家教，姚平本意不想补课，但习惯了顺从，所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补课时太多的东西他是听不懂的，也问，还是听不大懂。补习老师就继续给他讲，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看这个角是直角，又是等腰三角形，所以这个角一定是四十五度，所以这个角的外角就等于一百三十五度。”一环套一环的知识点让姚平摸不着头脑，有些解题的思路竟然需要借助小学学过的知识。但那于他来说太久远了，他几乎全部都忘了。有些，甚至从来就没有被接收过。

一对一家教于郑彩凤来说是希望，对于姚平来说，则是一种更深的绝望。郑彩凤无意中将儿子推了进去。

所有无意为之的恶，大都不是因为恶，而是因为无知。

补习老师在高额回报面前回避了姚平基础太差这个问题，一直对雇主郑彩凤说着虚伪的、客套的、夸赞她儿子的话。全天下似乎只有郑彩凤会相信那些鬼话，那些话却像针一样刺得姚平痛楚难当。而且母亲还会在老师走以后向父亲以及向他去重复：“老师都说你不是笨，只是不努力、不认真。”

姚平不知道该怎么使母亲明白，其实这句话就是“他根本不中用”的意思。有几次他想跟母亲谈谈，但母亲不要跟他谈，说他净说些用不着的，就是懒，不想学，不上进。

“有跟我废话这工夫，能背多少个单词了？跟我在这儿说这些有什么用？”

这些质问令姚平哑口无言，他垂着头继续去补课，但成绩总没有太大的起色。这在他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但郑彩凤总觉得问题出在补习老师身上。名师出高徒嘛，她相当执着。于是再换一个补习老师。补习老师越换越贵，姚平成绩却还是那样。

郑彩凤还是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儿子身上，况且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停掉反而会前功尽弃，继续投入才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沉没成本太高了，她输不起。她从没意识到，输不起的只有她一个，不是她的儿子，也不是她的丈夫。她神经质一般给自己和姚平打气：“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

她被自己感动着，完全不晓得自己已经像是一个赌徒，越输越想一次性捞回本。而他呢，不是不想通过努力好好学给母亲看，实在是那时候他在学业上已经不是“查缺补漏”的问题了，简直是“女娲补天”。落下太多，根本就追不上了，更何况他也确实不想再追了。他的世界早已经被学校和母亲填满，他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填满自己了。

郑彩凤换的老师，最后一批，十分神秘，价钱高到郑彩凤于此讳莫如深。有些题怎么讲姚平也不会，怎么办呢？老师让他把那道题的答案背下来。

中考那天学校让所有学生穿上耐克T恤，因为那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对号标志，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没有任何一个家长、老师和学生觉得这行为诡异，他们学的是知识文化与科学逻辑、理性思维，但他们却在考试时以一种近乎迷信的方式去祈祷最后的胜利。这像是狠狠在抽教育本身一个大耳刮子，十分响亮，但所有人都闭住了自己的耳朵，他们听不见。

不，他们不去听。

等学生进了考点，家长和老师并不走，里三层外三层围着，谈谈说说，不谈不说的则默默蹲守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不知内心有着怎样的感想。

姚平在考场上摊开卷子，聚精会神，十分认真地做了几道，发现会的少，不会的多，就有些绝望。干脆放弃吧，他奉劝自己。然而想到了郑彩凤，他又有些恐惧。一偏头，发现旁边的孩子已经翻了一面。天呐，都答另一面了。他看看自己的，自己的正面还没有答完。姚平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考试了，反而没有先前那样紧张。

“腾点儿吧，到时间就交卷。”

翻过去，拣会做的做。做到大题时，他汗下来了，这一次是兴奋的汗。居然有补课中出现过的题，文字略有改动，但他识得它们的本来面目，数字也有一些出入，但问题不太大。他手抖了，掌心出了一层汗，温润，湿滑，让他几乎握不成笔。他抑制不住地颤抖，极力搜索记忆。这种兴奋无法用语言形容，简直是酣畅淋漓。

有了这样一道大题垫底，他生出勇气与信心来。他从未靠实力赢取过什么，他其实一直是想赢的。而今有这样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在手边，他的贪念被完全勾引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了。他陷入那贪念里，本来想放弃的心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初中时同学跟他开过的一个玩笑一闪而过，说他那远视的眼神考试不打小抄算是白瞎了。想起这句话，他心里咯噔一下再一次擂起战鼓，鼓点打得一声比一声紧，他手心又很快泛潮了。偷偷看一眼老师，极快速，也没看清楚老师有没有在关注自己。老师坐在高高的讲台上，似乎是在看他，又似乎并没有。还有一个巡考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已经开始检查了。

只一眼，他瞟到了答题卡上的答案。

没有来得及天人交战，他在草稿纸上按顺序写上ABCD，然后在答题卡下面依次画下一条条小横线，再经过权衡重新涂了答题卡。

他几乎未经思考便一气呵成完成了以上一系列的动作，直到所有考试结束，他几乎成了这一方面的高手，他为此锻炼出来极强的心理素质，而他沉默寡言的外表似乎于此有不小的助力。监考老师不是没有怀疑到他，但在他紧紧逼视姚平的时候，发现那孩子呼吸平稳、脸平如镜，只眉宇间有一些小小的懊恼间杂无可奈何。他做出笨拙的努力，挣扎着与跟自己智力不相匹配的试题做着殊死搏斗。老师甚至在他的脸上看到了“视死如归”，于是掉开目光，不想再为难这个已经被为难得好像走投无路的孩子了。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个被打小抄的孩子在意识到自己的卷子有可能被偷窥时，曾十分谨慎地用手臂遮挡住了答案。另外一个老师也曾十分注意他，拿手指点一点他的桌子以示提醒，但那已经是最后一科了，他的表现光明正大。因为他想，查出来也好，取消资格也好，老子根本不想考这破试。

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居然误打误撞地使具有多年监考经验的老师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因而并未深究。

出成绩了，姚平压线进入本市一所市重点，虽然不是省属重点，但毕竟是一所公立学校。姚平本身还是有些意外的，但因他常年面色平静，所以反显得这结果于他来说似乎本该如此。郑彩凤惊喜至极，觉得在姚平初中时，她为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7

高中以后姚平发现老师不太管，凡事点到为止，所以干什么就更加自由。至于学习，他对郑彩凤说自己可以学明白。要想考试成绩过得去则有许多方法：打小抄，花钱让同学放水，改成绩单，有一次还去老师办公室偷过卷子。那次动静不小，事情曝出来把他也吓得够呛，全靠同学仗义才没有把他给供出来，事后没被供出来的同学请了东窗事发的同学一顿大餐了事。当然也有完全想不出招儿的时候，所以他成绩就有些起伏。

一有起伏郑彩凤就去问老师，老师就让她不必太紧张。高中的学习生活像打仗一样，有一些起伏再正常不过。

姚平个子又蹿起来不少，一米八多了。很奇怪，郑彩凤和姚大强个子都不算太高，姚平个子却越长越高，已经高出姚大强一个头了。他不胖，五官平平无奇，只是为人继续保持诡秘的沉默，这反倒成为一些情窦初开的女生眼中的加分项。胆大一些的女生对他就有那么点儿意思，做得很明显了，但他不为所动。这一点又使老师对他极为欣赏，说他不浮，有定力。

但是夜里做梦他梦见了那大胆的女生，梦见她就会醒，醒就睡不着了，瞪着天花板。身体的秘密像勃发的太阳，快速成长着。他总是忍耐得极其辛苦，那种渴望与压抑在他身上可以同时出现，打得天昏地暗。他在那欲望里绝望地喘息，有时会自己动手解决，脑海中会出现一具非常具体的女生的身体，所有隐秘的部位一览无余。

所以第二天见到那女生，他脸先“腾”一下红了，再之后就是避之唯恐不及，像触了电一般，见了鬼一样，脸上现出厌恶的表情。别人都以为他是厌恶那女孩子的轻浮，厌恶男女之事，其实他是厌恶他自己。厌恶自己的懦弱与肮脏，也厌恶自己的不优秀。

他知道，如果对方了解真实的他，就不会再对他产生一丁点儿兴趣。人都会因为不了解而产生兴趣，真正了解了，会厌恶。他熟悉那种厌恶，并深以为惧。

在学习上他更加吃力了，初中还能听懂一些，高中能听懂的就更少了。他也有过重新振作的打算，就先从不打小抄开始吧，但每至考试展开卷子，他又像着魔一样不能收手。于是就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但到了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他仍旧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仿佛眼睛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忍不住总是要偷看。

成绩出来以后，因为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无法发自内心地高兴起来，脸色因此而显得冷冷淡淡的。在老师、同学、家长们眼中，这成为一种谦卑和与年龄不相符的内敛，另有一种暗自发力的上进与韧性。他希望自己真是那样的人，但他最明白自己真的不是。还有人因此而断言，他未来将是能做大事的人。

他被自己搞得很苦，痛苦那样需要消解，短暂的寻找快乐的方式还是游戏，有时也看看网文，都是些讲“废柴”成材的故事。他沉湎于其中无法自拔。

母亲郑彩凤对他还是有一些几乎是出自本能的不放心的，总是寻找借口到他房间里来找寻他没有好好学习的蛛丝马迹。她进来，先看看他是否在看书学习，随后拿眼寻找手机。见到手机被姚平放得离他很远，感觉十分满意。其实如果她肯走到桌前，用那双中年女人的饱经沧桑的手掀开书本，就会发现藏在一本书底下的另外一部手机。那是他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去手机市场买的。

高二下半学期，学校请各个省级重点学校的老师来讲课。他开始不清楚学校做出这一决定的意图，直到他发现这些老师中有些是历年语文考试的出题人，还有一位是其他科目的。初中时最后给他补习的老师在跟他玩些什么把戏，他这才真正明白。

他觉得世界比他还要肮脏，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比对自己还要深的厌恶与憎恨。

随着高考的临近，他越发焦躁不安与矛盾，也越发沉默。母亲郑彩凤做了许多好吃的，变换着花样。半夜还要送进来一杯热牛奶，那牛奶里放了糖又打入一枚鸡蛋，郑彩凤总要看着他喝完才满意地拿着空杯子离开。

他用一枚硬币预测自己未卜的前途与命运。能考好？不能考好？能不能考好取决于有没有机会，近来他一直在关注高考舞弊案，看看大家都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研究究竟有没有漏洞，他想象自己在考场上被抓现形的样子，常常白天就是一身冷汗。

家人以为他是考前紧张，所以故意营造轻松的氛围。可是氛围越被刻意营造得轻松反而越使他觉得紧张，有时他竟觉得自己像是被赶进屠宰场的猪一样，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一切又都已太迟。他常想，如果，如果能重新活一回就好了，那么他就……如果第一次打小抄没有得手就好了；如果在那之后及时收手就好了；如果上小学时妈妈没把他扔给老师就好了；如果老师肯对他负一点儿责任就好了；如果老师没有告诉他可以走捷径就好了；如果，如果从小学开始就打好基础，知道踏实地努力就好了；如果在面对母亲的时候能坦诚相告就好了……

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那一天天气晴明，天空一碧如洗，浅蓝中带一点儿淡淡的云白，树木葱茏，花与草遍地，护城河的水很清澈，潺潺地流动着，一切都那样生动有趣而可爱。

他忘记了早餐是怎样吃下去的，觉得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有些模糊与飘忽。母亲肥胖的身躯包裹在一件修身的旗袍中，而父亲姚大强觉得妻子多少有些造作。她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脱下那件旗袍换上了正常衣服，她在前面走，姚平在后面跟随。

到了考点，学生们鱼贯进去，他却不肯下车。拿了一本英语书，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进去，偶尔看两行，发现竟然有不认识的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一下子就慌了，却并不敢“唰唰”地翻到后面去看单词表，因为太惧怕郑彩凤问他怎么了，还有比他还要着急慌乱的表情。那是一种压迫。

母亲说还有三十分钟，让他先进考场。他眼睛并没有离开书：“不急，再看两眼。”其实能看进去什么呢？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但时间是固定的，其实无法拖延。该来的一切都在路上，所有的结果都谈不上意外。至少他深知这一点。但不知道的人又太多，比如眼前，郑彩凤就是一个。

临考试只有十几分钟了，他不得已下了车，背着书包，还拿着手机。母亲让他把书包扔在车上，他并没有同意。背着书包，朝前走，感受到来自母亲的追随的目光，他再一次想到母爱如山这个词，但真正怪罪起母亲和母爱来，又让他觉得自己十分卑鄙猥琐。

进了考点，书包和手机被要求放在桌子上。他深谙此道，将书包放下，脸色也终于平静下来，一点儿也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另一位老师拿着扫描仪，他抬起双手，像一只大鸟张开自己的翅膀。扫描仪没有发现异样，老师放行了。但是旁边的学生没有那样幸运，他被要求搜检身体，裤腰有个口袋，里面有几张小抄，当场就被没收了。姚平回头瞅了一眼，觉得他真是蠢。那小抄就算被带进考场，他有机会拿出来抄吗？人做什么要做成不像做什么的样子才容易成功。如果做一个小偷，一眼就让人看出来是小偷，那不被人发现才怪。

他对照了自己的座位，笔直地走进考场。垫板和草纸发放完毕了，老师又将卷子和答题卡发放完毕，要求写完了自己的姓名就搁笔，否则算违纪。

“姚平”，他写下来，接着是准考证号，他对照着，一笔一画地写，没有一丝马虎。写完了就搁了笔，他像个老手一样看似不经意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他左边坐着一个女生，正前方是个男生，穿着白色的T恤。如果他肯侧身，一切还有希望。但那男生的个子也太高了，跟他差不多，后背几乎完全挡住了自己的卷子。后面的他没有看，看了也没有用，不太有价值。打小抄时他从没有抄过坐在自己后面那人的，他不敢回头，那太过明显，他是怎样都不敢回头的。

他右边还是一个女生，这个女生长得很有特点，丑。他对她发生了兴趣，认为她学习成绩一定不错，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

五分钟过得很快，打铃了，可以开始答题了，他到此时才想到一个细节，他前面、左面、右面，全部是由另外一个老师发的答题卡、卷子、垫板、草纸。他看了一下，他的答题卡跟他们的是不一样的。他转回头，抬起脸，跟老师的目光碰撞在一起。这一场考试并没有那么顺，长得不太好看的女生答完就将答题卡扣了起来，还用一张一面是空白的草纸盖上。另外一个人似乎跟他半斤八两，也在东张西望，他嗅到了同类的味道。前面看不到，而后面，他根本不敢看。

即使是看了，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做什么。他的答题卡是A答题卡，而别人的，是B答题卡。

他有些绝望，同时又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内心深处，甚至是早盼着这样一天似的。事实上，他并不愿意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

第二天，他生出想逃的念头，是硬着头皮参加考试的，已经不想再抄了，没做任何努力。他不知道是怎么考完试的，只知道是考砸了，一切全都完了。最后一科考完，他走出考场，脸上泛着阳光一样刺眼的白，他看见母亲站在街对面，用手搭起凉棚遮着北方6月已经暴躁的太阳。他思考着出分数的时间，一种轻松与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将他重重包围。他将书包甩在肩膀上，朝母亲笔直地走了过去。

8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令人心焦的，那一阵郑彩凤像着了魔，有时想象儿子超常发挥，结果考进了985、211，大家都来恭喜她，她喜笑颜开，迎来送往，好不热闹，也好不风光。有时也想或许儿子会考得差劲一点儿，但怎么样也能过一本线，当父母的也就满足了。

当这一个畅想结束，她又使自己陷入另外一个畅想。于是深更半夜的不睡觉研究志愿，有时自己研究，有时在儿子姚平屋子里跟儿子一起研究：500～530分都报什么，超过530没到560报什么，万一真干到600报什么。姚平脸上充满倦意，最重要心里有底，知道自己的分量。

但是郑彩凤不知道，莫名兴奋，一折腾就是半夜。有时明明有困意了，躺到床上准备就寝，也闭上了眼睛，却就是睡不着，不得已又睁开眼睛，眼睛却亮得发贼。姚大强也被吵得不好睡，因为经常被她扒拉醒，听见她充满憧憬的声音在暗室里响起，带着一点儿莫名其妙的亢奋：“你说——如果儿子真考600多分怎么办？”

“怎么办？还不得把你给乐疯啊。”

姚大强翻个身，将后背留给郑彩凤。郑彩凤是有一些不满的，但想到儿子姚平，所有的不满又被化解。她不在乎丈夫跟自己貌合神离，不在乎两人对彼此互不关心、互不打扰的生活状态。她只在乎儿子的前程。

终于等到放榜，接近6月尾了。那几天也不下雨，也不阴天，太阳老高老毒辣地挂在天空，晒得人没有精神。姚平平静地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她站在他身后，心比目光还要焦急，抻着脖子期待地看。本来还害怕姚平会撵她，但是姚平并没有。这让她心里又淡定不少，认为儿子的成绩一定不错，心里有数，不然不会这样淡定。

结果查出来以后，发现分数并不理想。也不能说是不理想吧，简直使她无法想象。

“怎么会这样呢？搞错了吧？！怎么去找分数？”多年前熟悉的情景突然再现，与之一同出现的是她当时几乎出于本能的反应。她从姚平身后跳起来，姚平仍旧坐着没有动。“一定是有问题。”她想到很多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就像当年想到招生的学校存在猫腻。

丈夫姚大强倒很镇定，仿佛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的表情于她来说更像是一种羞辱，他没有丝毫的诧异与怀疑。他比自己高明，他什么也没有付出，他一直在冷眼旁观，他早看透了一切。这种想法蚁噬一般折磨着郑彩凤。

她觉得姚平完蛋了。

但事实上，是她——郑彩凤完蛋了。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而不是姚平的，也不是姚大强的。但那爷儿俩好像都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这就像是一出讽刺剧，她深深地被这讽刺意味给刺痛了。

气氛因此而变得低沉，像家里有一个使家人无限留恋的晚期癌症病人，处处张挂着哀伤。姚大强最先受不住这令人窒息的氛围，说有应酬，夹了包先跑了。这使郑彩凤更加哀伤，她觉得自己和孩子都需要人来安慰，再说，万一儿子想不开呢？

她对丈夫的失望尚未完全生起，对儿子的担忧又占据了上风。是啊，万一姚平想不开呢？她越想越觉得这并非没有可能。分出来了，那样不堪。但是姚平面不改色，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苗头。

她又慌了，分数反而不重要了，她跑到儿子房间，发现姚平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这让郑彩凤大吃一惊，简直屁滚尿流。她又急三慌四地跑出来，发现卫生间的门开了，姚平从里面从从容容地走了出来。

她在心里叫了一声苦，不过经过这么一出，她更加觉得分数没有那样重要了。姚平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儿。姚平狐疑地看着自己的妈妈，迟疑地回到自己房间。郑彩凤刚刚历经了一场不为人知的失而复得，那种珍而重之的心情使她不由自主地跟着儿子一道进入了他的房间。

儿子仍旧坐在书桌前，她则坐在床沿上。两个人也不说话，后来也不知是谁先开口，大意是事已至此，还是早些研究研究能上哪个学校、能报什么专业更好。于是姚平拿出报考通讯来，两个人几乎头碰头，找到姚平的一分一段专业，拿尺比着，讨论这个学校怎么样、那个专业怎么样。但其实学校和专业都不能令郑彩凤满意，都是大专类院校，但她并没有把这种失落写在脸上，最多也就一闪而逝。

姚平总是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这种失落，说：“学一门技术也没什么不好。”

郑彩凤低低地“嗯”了一声，眼睛跟着那一行行的文字朝下落，忽然看到当地某大学竟然有个本科招生，姚平的成绩正好符合分数要求。一看是3+2，有三年在国内念，两年需要去国外念，学费当然相当昂贵。郑彩凤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点到那专业下面，告诉姚平：“就它了。”

她激动地喘着气，不就是钱吗？

姚平还是微微犹豫、挣扎了一下的，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学习那块料，只想学门不会使自己陷入难堪的手艺，早点儿走出校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但，他看了一眼狂喜的母亲，再一次妥协了。

9

姚平从国外回来后，照例要找工作的。郑彩凤听说外企好，在那里上班的中国人都不说中国话。她想儿子在国外待了两年，说洋话应该没问题。她不知道那所破学校是国外的野鸡大学，姚平在国外接触的也都是中国人。所以外国话虽然会说两句，却并不灵光，远没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不过到底是跑到国外镀了一层金，一般的工作姚平有些看不上眼，但找高档一些的工作也吃力，光是语言就不过关。后来他在一家新开的培训机构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差使，跟父母说是先熟悉熟悉国内的大环境，用以过渡。没想到，教了几天竟然叫调皮的学生寻到了破绽，让他在课堂上出了丑、露了乖。同事很快掂出他的斤两，其中有国内名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用英语来同他说话，他答得磕磕绊绊，也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尴尬了。

坚持了没多久，他就被人辞退了。郑彩凤替儿子打抱不平，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出色。

姚平陆续又找了几份工作，却没一份干得长，好在不需要他养家。有时已经是失业的状态了，但他每天早晨仍拎个公事包出去，做出去上班的样子，家里也没有人察觉。

一天晚上，几个同学找他出去喝酒。那几个同学比他早步入社会，有两个混得有一点儿小成绩，有点儿吹牛的资本。开始是他们吹姚平听着，他知道自己没什么好吹的，这些年他就没什么好吹的，就只是听，一杯接一杯地陪着喝。喝到半夜，酒气冲上头，他突然间站了起来，举起酒杯，说：“你们谁有我牛×？老子上高中就逃学嫖过女人。”

大家短暂地愣过一阵，然后哈哈哈地笑了，当笑话听。姚平看他们笑，琢磨着是不相信的意思，于是又“霍”一下再一次站起来，把细节都描述得绘声绘色。他从未想过自己居然是一个讲细节的高手：一天早晨出来本来是想上学的，但是突然心生厌倦，于是没有去学校。坐车去了某市郊，到了那儿下了车，也不过就是漫无目的地走。走走走，走过一片棚户区，看见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睡衣出来倒痰盂。那女人都转身了，又回过头试探地问他，说小兄弟玩玩不？鬼使神差地，他就跟在后面，进了屋。女人脱了衣服，他慌张仓促但却完整地完成了从男孩儿到男人的进程。

完事之后女人管他要钱，他当时兜里只揣了一百多块钱，已经都交给她了。但女人嫌钱少，威胁他，说如果不给够某个数就跟他去学校举报他。

他抬头看着女人，突然为自己刚刚与之做过的事情感到彻底地厌恶。这一次他非常清楚自己厌恶的并非自己，而是面前那个女人。那女人象征着真正的肮脏与罪恶，而他竟于此处获得充满了肮脏与罪恶的快乐。那快乐使他害怕得战栗，他更加害怕自己永远不会摆脱她的纠缠。

“你们猜怎么样？”姚平摇摇晃晃的，大排档露天扯出来的电线上挂着明晃晃的灯泡，晃得人晕头转向。“我把她整死了。”

大家又是哄然一笑，都说他醉了。

“你们别不相信，我姚平本也是干大事的人。”

隔了两天，郑彩凤正在市场里跟人甩扑克呢——反正也没有顾客，却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居然是警察局的。可笑不可笑？她家里没有人作奸犯科，警察找不着她。警察却说是大事。大事能有什么事？警察说，你儿子杀了人了。

开玩笑。

她跑到警察局，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儿子姚平失业很久了，酒后吹牛，结果一个同学事后想想不对，报了警。

关键警察一查，居然时间、地点、案件都对上了。警察还说，当年这个案子里的女人亲人远在西北，警方辗转打电话让家人过来认尸，家人嫌路远费用高，没人来认。那时案件经费少，也没什么线索，查来查去没查出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这孩子，怎么什么牛都敢吹？”郑彩凤不能理解。她让丈夫拿上钱，要跟警察说清楚，先把儿子保出来再说。等出来以后，她要好好教育教育儿子，不能什么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再有，经过这件事也要懂得认人，像那种将玩笑当真并且报警的朋友，以后还是少来往为妙。

不过警察说，姚平已经撂了。

撂了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小孩子……

警察说，还小孩子呢？犯案的时候就已经成年了。

她脑袋“轰”一声，感觉这回世界可真全都塌了。

连审带判，该案来来回回、前前后后约莫一年多才算全完事。那一年郑彩凤一头的黑头发大半都白了，她并不去染，只到处托关系、找律师，想把姚平捞出来，却也没什么结果。

但还是到处托关系，她肯花钱，钱不算什么。后来有人说能给她办，说认识法医。法医给姚平开个得了某种病的证明，也许姚平可以得到“保外就医”的结果。那人还对她说，某某某的儿子，就因为爹有通天的本事，所以虽然把人打成重伤，却被“保外就医”，弄出了监狱。

“有这个啥不能办？”对方伸出两指，做出一个数钱的动作来，“关系网啊。上上下下，门生故旧，顶雷替包的，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永远不可能。只有平头老百姓犯了事儿要依法制裁。什么是法？钱就是法。权就是法。规矩都是人定的，哼哼哼。”

她了解那个“哼哼哼”的意思，她也相信。她总是想起那一年她带着发烧不退的儿子姚平到处去求医，被从这一个科室支到另外一个科室。急诊、门诊，满楼跑。她被支使得晕头转向、昏头涨脑，可谁也无法断定儿子姚平究竟得了什么病。后来有大夫建议她去看看专家，到专家那里，儿子都烧得剩半条命了，但那个走后门求医的人还是排到了她们前面，而且不需要挂号。

那时起她就想，莫说她当时还没有挣到多少钱，就是真挣到许多钱，办事也不如某些人一句话、一个电话、一张一指宽的条子好使。所以她才让儿子好好念书啊，好出人头地。如果这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她不想儿子成为这种不公的牺牲者。她希望儿子成为资源的掌握者、规则的制定者，有话语权，不要像只蝼蚁，只能任人践踏。她逼儿子学习，看重他的成绩，不是像丈夫说的那样，自己飞不起来，于是下个蛋，想让下一代替她飞。

不是那样的。

她是成年人，明白这世界的残酷与真相，她只是不甘心。

她“唰唰唰”掏出钱，对方说让她等。她也不去市场卖货了，在家里一圈一圈转，等。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月，她去找人家，人家又让她等三个月。等了三个月，又让她等半年。等了半年，又说这个案子太严重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还是要她等。

这时候有人提醒她，说她丈夫姚大强家外又有了一个家。外面的女人大胖小子都养出来了，她才想起，姚大强好像确实三天两头不着家了，她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她很愤怒，拿着刀，追丈夫，说儿子已经这样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出去找别的女人快活？还是不是人？长没长心？丈夫在前面跑：“你天天疯子一样，但我们老姚家不能断了后。你不能生，还不能让我找别人生吗？儿子都是被你害死的，要不是你逼他……”

她举着菜刀，听到这话又突然停住。菜刀的锋刃在傍晚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好像哪里不对劲，但她也说不上来。儿子真是让她害死的吗？全部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吗？她还能生吗？

丈夫的骂声传过来，骂她是神经病。这个词儿再一次激怒了她，郑彩凤没有时间继续思考下去，只知道好像是自己也不想活了，他既然不在乎他们母子的死活，那么他们三个就同归于尽吧。

这样闹了几天，丈夫和家人在她再一次发威时叫来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大夫，说她精神病发作了。几个彪形大汉，把她按倒在地上，用膝盖顶住她已经瘦下来的干瘪的后背，菜刀被扔在不远处。路灯次第亮起来，一直延伸到城市的尽处。

那天晚上风有点儿凉，来来往往有许多下班的人。路上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还有老年人。风把路过的、美丽的女人的裙子吹起来，也把她们美丽的头发吹起来。她们扑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迷惑不解地看着那个大声呼喊“我没有疯”的女人。她们回到家里对自己的亲人、第二天又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昨天晚上我下班时遇到一个女精神病，她的儿子嫖娼杀人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疯了。丈夫只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听说她管儿子管得很严，那孩子压力大才去嫖的娼。”

她们不无感慨地说：“一个健康、正常的女人对家庭和孩子的一生至关重要。”

郑彩凤躺在束缚床上，认定自己可能真的是疯了。一个不疯的人，是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里的。这不科学，也不文明。

她刚被注射了一支安定，眼前的世界模糊起来。

第二天醒来，护士拿给她药，她顺从地张大嘴巴，一口吞了下去。饶是见多识广的护士也有些奇怪，说：“昨天闹得还很凶，今天就这样听话了，真是不可思议，果然是一个精神病。”

于是像哄小孩子一样拿话语去鼓励她：“你这样就对了，早点儿好早点儿出去。”

她低下头想了想，笑了，抬起头来看护士，问她：“我出去能见到儿子了不？儿子能放出来了不？”

“能。”

“那好那好。”又抬头问，“你不骗我？”

“不骗。”

“需要多少钱？我有钱。”

她向口袋里面一掏，当然那里并没有一分钱。她犹豫一下，做一个爽利地掏钱的动作，然后捏住钱的样子，递了过去，问：“够不够？”

医生说，妄想型，她得的是妄想型精神病。

是啊，她是曾经有过太多的关于这世界的妄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