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建平所租出租屋位于沈河区大南街胜利电影院附近，四楼，一室一厅，大约有四十多个平方，每月租金四百元，半年交。楼房临街，一楼到三楼为门市，因此楼外有外楼梯，探出约莫有三米来宽的门市形成一个宽展的大平台。走出单元门要穿过大平台，随后踏上三层外楼梯，这段路相对较“背”，下到一楼后甚至连路灯都没有，是更为幽深的长相狰狞的像在黑暗里试图要吞噬什么的拱形小区门洞。

但只要出了小区门洞就好了，大南街街灯彻夜长明，沿大南街朝前走，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就能碰见络绎不绝的上行的人。

在出租屋里化完妆的刘建平蹬上“恨天高”拿上手机就出了门，走出单元门，夜色不由分说地将她包裹得严严实实，她的目光有些打怵地跟眼前的黑暗直接打了个照面，朝前伸出的脚便多了一丝犹豫：外面太黑了，她多少有些害怕。

但她同时也知道，背井离乡的自己在这座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陌生都市里，害怕是多余的情绪。大平台一眼可以望到头，几根横七竖八拉起来的电线是居民用来晾晒衣服的，刘建平刚搬到这里来时曾经在这儿晾过一条被罩，结果晚上想要把被罩收回去时发现被罩不见了。

“穷疯了。”她大声咒骂，最后却也只能无奈作罢，以后她不再在大平台上晾晒任何东西。

这是孤身一人半夜上行的刘建平常常干的事儿——强迫自己想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尽管如此，这段黑暗中的路程仍旧让她走得“步步惊心”。她走得很急、很快，鼻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大平台的外楼梯在黑暗里蛇般向下蜿蜒延伸，她低头看着脚下，一级一级朝下走，直到下完最后一级台阶，她站定，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悬着的心微微放下。出了小区的门洞就是大南街了，那里亮如白昼，她就不用再害怕了。

这口气还没有吐到尽头，一条人影从暗处无声而迅速地蹿出，从后面一把勒住她的脖子。刘建平本能地抬手抠住那人的指头关节，那是一双跟夜同样黑、带有冰冷质感的属于男人的手，关节如竹节一般突出，力道很大，勒得很紧。刘建平几乎喘不过气来，她甚至能感觉到太阳穴的血管在皮肤下面有节奏地突突直跳。身后人很沉默，什么也没有说，她害怕这种沉默，因为男人正于沉默中将她朝更暗处拖拽。

恐惧笼罩了她，如果被拖到更僻静处就完了。她开始拼命抵抗，两条腿用力蹬踹，大口喘息，将城市凌晨的黑暗空气贪婪而绝望地吞吐。

“大哥。”她终于能够艰难地发声，“我脖子上有一条铂金项链，衣服口袋里有一部手机，大哥，这些我都给你。你放了我，大哥。”

没来得及讨价还价，从斜上方传来有人下楼的声音，脚步声沉重而有力，还伴有一声浓重的咳痰声，“叭”，痰液坠地。身后的男人慌张地放开了她，她来不及多想，没命地朝小区门洞外奔跑，杂乱无章的脚步很快将她带到大南街主街，灯火通明。安全了！她弯下腰，心有余悸地朝身后的无尽黑暗望了一眼，感觉自己逃过了一劫。

2

她掏出电话来，却并没有报警。

“这种事儿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太过平常了。五爱市场早晨开行的时间固定，有上心的盯上一个人，蹲两天，就能熟悉对方的上行路线，只要出手都能从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下下来点儿钱或东西。不特意蹲守哪怕临时起意呢，也能有点儿收获。”

刘建平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老板阿成，第二个则打给了档口的老服务员陈丹。陈丹是个美女，眼睛大，双眼皮，尤其两条大长腿，登登直，像两根上好的椽木。家里姐妹两个，老家在阜新彰武县。八岁上学，十三岁就不念了，跟父母来到沈阳于洪区。当时于洪区还没被纳入市内五区，属于城边子，小作坊、小工厂相对集中。陈丹开始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两年后经人介绍来到五爱市场当服务员。由于“穿样子”好看，又能吃苦，还会卖货，很快在阿成的档口主事，阿成很信任她。

刘建平刚到阿成的档口时，阿成并没想留她长干。是陈丹一句话把刘建平留了下来。“样子是有点儿穿不起来，但是真能卖货。”

这句话让建平不用再每天早起往楼梯上一站，小燕儿等食似的头向上仰望，等着有老板把她挑上去当一天服务员。

陈丹不欺生，对刘建平很好。档口的活儿都是谁闲着谁干，不互相攀。她也从来没对刘建平指手画脚过，两个同龄又同样吃苦耐劳的姑娘很快无话不谈。在言谈中，陈丹得知刘建平有个姐姐也在沈阳，刚刚结婚一年多，怀孕已经快要生产了，但是却在闹离婚。即将临盆的姐姐没有工作，两个人的生活费用全落在刘建平身上。

日子恁难的，建平却不心焦。不知道发愁，更没一句抱怨。只跟陈丹叨咕着工资咋分配，总要留一些，尽量地省，万一哪天她姐生了，可别没钱上医院。

陈丹听了也不答话，但等建平她姐突然间作动要生产，她半夜打车就来，来了把一张卡塞建平手里，告诉建平密码。

刘建平的姐姐在沈医二院自然分娩产下一个七斤二两重的女婴，丈夫家那头没人来伺候，陈丹下了行就跟刘建平一起去医院伺候。两个姑娘轮流抱那个幼小的婴儿，哄她睡觉，给她喂奶粉，带她去洗澡，跟护士学着做抚触。小婴儿更是啥也不知道，在两个姑娘柔软的手里头享受呢。陈丹和建平就看着笑，也不知道啥是愁。次日半夜两点多，两个姑娘再鸟悄儿地起床洗漱化妆，一起打车上行。等建平她姐出院，陈丹去那时刚开没多久的跳蚤市场，一次性买了八袋完达山一段奶粉。那时建平钱紧，知道陈丹买这奶粉是救她和她姐的急的，心里头承情，口头子上却从来没说过谢。

真交情说什么谢呢？事儿上见就完事儿了。

所以安全后她的第二个电话打给了陈丹。陈丹每天早晨在于洪跟人拼车上行，那时已经快到五爱街了，她在电话里对刘建平说：“我马上就到。”

不大一会儿，阿成和陈丹都过来了，陈丹的男朋友吴晨也过来了。见到了这些人，刘建平心稍微托了点儿底，似乎也并没有刚才那样害怕和无助了。阿成想报警，刘建平拦住了，大家都知道报了也白报，更何况那人是从后面勒住刘建平，她无法为警方提供确切信息。

3

陈丹拿着钥匙径直朝档口走了过去，随着“哗”一声响，阿成档口的卷帘门应声卷起。几个拿货的进入档口，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老客户，是来调货的。调货就是顾客拿回去的货有的款不卖，或者有些小瑕疵，来换一下同款同版，或者调个版或码。但是早晨批货高峰时段我们一般都忙，没时间答对调货的客户。这种情况会告诉他们“先出去转一圈再回来”。等对方转一圈回来了，档口没有那么多人、没那么忙了，再稳当地给对方找货、调货。这个老顾客跟陈丹很熟，忙得一脑门子汗的陈丹就转过头来想告诉对方先出去转一圈，但她张开嘴巴瞪着大眼珠子瞅了对方半天，愣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光嘎巴嘴儿，脸都急红了，却说不出来话。刘建平看到这情况就把调货的先打发走了，随口问她：“咋的了？”

陈丹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腮帮子，笑着说：“谁知道咋的了，突然间不会说话了。”

那时档口里忙，没人注意这事儿，陈丹自己也没在意。等批货高峰过去，几个服务员边吃饭边唠嗑儿。陈丹惦记着刘建平早晨被抢的事儿，说下行以后不回家了，要去刘建平家住。这样次日早上她俩上行也好有个伴儿。而刘建平则惦记着她早上短暂的失语行为，问陈丹说：“早上调货的来咋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

有服务员就插了一嘴开了个玩笑，说：“天天卖货话说得实在太多了，嘴都说瓢了，说都不会话了。”

几个年轻的姑娘哄然一笑，这事儿看似就这样过去了。直到陈丹出现第二次异常，没多久是第三次、第四次……这种异常并未引起更多人的警觉，大家只是觉得，“陈丹这姑娘心事重，也许是因为跟吴晨分手偷摸上了点儿火”。

吴晨，辽西葫芦岛人。五爱街鼎盛时期入市，人也老成，只运气一直不佳，在行里大多数人闭着眼睛干都能挣着钱的时候他老人家干啥赔啥，最好的状态竟然就是保本。

陈丹不是嫌贫爱富的姑娘，但架不住陈丹妈不愿意女儿嫁给一个“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的穷光蛋。

“你跟他要饭也得有个戳棍的地方吧。”她的考量似乎完全站在女儿的立场。当然也用了一点儿手段，比如当着外人的面儿故意让吴晨下不来台，或者给陈丹扣上一顶不孝的大帽子，天天跟陈丹闹，拿死亡来威胁……出尽法宝之后这个母亲如愿以偿。陈丹终于正式跟吴晨分手。

吴晨没有纠缠陈丹，在他的极其朴素的价值体系里，认为爱一个人就是希望这个人好。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家庭环境，也明了自己当时的处境，认为自己不太配跟陈丹在一起，更舍不得她因为自己而在父母和他之间左右为难。“陈丹漂亮，如果不跟我，兴许能找个条件好的。这样不但她能过上好日子，她家人也跟着借光。”

这是一场和平的分手，没有哭泣，也没有借酒浇愁，没有怨恨，也没有彼此拉锯与折磨。两个人都说对方很好，但是她有苦衷，而他又懂体贴她的苦衷，分手于是一拍即合。疼痛便被故意忽略，体面地隐藏在双方的平静里。

可陈丹是心事重的姑娘，吴晨又是她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的对象，她能那样轻松地放下吗？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也许陈丹是“上了点儿火”。

但刘建平并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还是查一查去比较好，没事儿不是也放心吗？”

陈丹听劝，于是某天下了行，她和刘建平两个人溜溜达达地就去了一趟省医院。当时去医院看病还没这么些人，也用不着一等一天。两个人到了医院挂号候诊的时候还唠得挺欢实，害得别人以为她们只是来陪诊的。大夫开了单子，逐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陈丹脑袋里长了一个瘤。

4

刘建平不以为意，说：“检查出来就是好事儿，治呗。怕啥？”

陈丹则说：“就一个瘤子，一个小包儿，割下去就没事儿了。”

她们甚至对手术有一种莫名的期待：“还没做过手术呢！”“听说到时候得剃光头。”“剃了你给我拍个照片儿，以后好看。”

新奇超过了对疾病的恐惧。

因为有亲戚插手，陈丹的手术很快被提上日程。手术当天建平过去了，我也过去了，吴晨也过去了。陈丹妈看见吴晨来先是皱鼻子，又警告他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因为“咱家陈丹病好了以后还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你不要想趁机收买人心”。

吴晨则表示自己能来并没有别的意思：“她毕竟跟我处过对象，她有事儿了，我来看看，能照顾就照顾照顾，不能照顾跑跑腿学学舌也是好的。知道她没事儿我就会走。”

陈丹刚备完皮，见到前男友和自己母亲剑拔弩张并没有说什么，选择了忽略。见到建平和我，她一边摸着自己的光头一边跟我们开玩笑，问我们自己像不像一个小和尚，好看不好看，还拉着刘建平让她给她照一张相，状态很好。

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出来时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大家都把心放下不少。术后陈丹不能活动，大小号都需要在床上解决。开始在床上用便盘排尿时并不适应，怎么也排不出来，刘建平就把便盆塞在陈丹屁股下，而刘建平的姐姐则用另外一个盆，里面放了水，不停地撩水刺激陈丹排便。便毕，我拿一张面纸帮她擦，建平忙不迭把便盆递给自己的姐姐，对我说：“姐，不用你、不用你，我来我来。”

陈丹她妈坐在病房一角，沉默着。如果烟瘾犯了，就出去，在靠窗的走廊吸一根烟，一边吸一边看外面的天。如果有人搭话，她便跟人高声粗嗓地聊起来。诉说自己是有多么辛酸和倒霉，这几年家里的事儿就没断过，她两年前刚做完一台手术，家里钱花得差不多了，还拉下了饥荒。姑娘这两年在五爱街挺能挣，这刚缓过来一点儿，她又得这病！

建平听了气得鼓鼓的，她姐就扯她，告诉她千万别吵吵，让别人看笑话，更不能让丹丹知道。

她就气得眼圈红，进病房又不得不换上一张笑脸。年轻的脸哪会掩饰，于是整张脸显得很不协调，却是笑比哭还难看的。陈丹看见，以为是她见自己动这样大的手术心疼担心的，就笨拙地伸出一条光胳膊来试图拉住她的手，劝解道：“没事儿啊，你瞅瞅你，过两天就好了，又能回行里卖货了。”

建平听了就忍不住了，噼里啪啦往下掉眼泪。又不能说是什么原因，又不能什么也不说。只好问：“疼不疼？难受不？难受你说，我给你找大夫。”

陈丹握着建平的手，说：“不难受啊，就是割个口儿。哪有那些娇毛。你瞅瞅你。”

建平每天下行都准时过去看陈丹，大家问她天天来回这么跑累不累。她说，累啥呀，说那时候她姐生孩子住院，陈丹也是来回这么跑。陈丹出院时脑袋上只有一小块纱布了，人也已经可以下地活动了，只是瘦了许多，宽大的蓝白条纹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不像是穿，倒像是挂着的。不说话外人看不出来她动过一场大手术，一说话就露馅儿了，口齿不太流利，说话“乱儿乱儿的”，需要“咬文嚼字”了。有些话说不明白，她自己也着急，但是并不愁，只是笑，还要朝地上“呸呸”两下，然后很认真、很努力地将那句话重复说一次。那些重复，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但并不能让陈丹因此而变得焦躁，她还是笑嘻嘻的。

在陈丹和建平的认知里，似乎一切磨难都是暂时的。生活出现问题很正常，一个一个去面对和解决就好。

陈丹出院后，建平去五爱附近的寺庙旁为她请了一尊小小的弥勒佛像。那佛像质地并不厚实，颜色也很淡，几近于白，透明的，几道粗劣的纹路，将弥勒佛的形象勾勒出来，谈不上雕工。建平对于这个佛像坠子并不算满意，但她囊中羞涩，没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昂贵的、货真价实的像坠。

“心到佛知。”她说，“我的心是诚的。”她说这话时下眼死死盯住那坠子，不是质问，倒像是在叮咛。似乎是说，你虽然不是什么贵价货，但是我相信你会保佑陈丹的。她将自己的愿力凝结在那小小的、廉价的玻璃制品上。

那天下午，建平约我一起去于洪看陈丹。反正没事儿，我乐得同行。陈丹家当时租住在于洪一个老旧小区里，三楼，是个套间。我们进了小区，一抬头，就看见早就知道信儿的陈丹正从厨房的窗子里探出上半身招呼我们，笑得很灿烂，朝我们很用力地挥手。

我们上了楼，陈丹早就把门开了在门口迎我们。她穿一件破旧的睡衣，头上露出青黑的头茬儿，只还是瘦，皮包了骨头，看起来露骨露相的。进了屋，她张罗让我们坐，自己则拿着我们拎上去的水果要去厨房洗。刘建平把水果一把抢过来，责怪她，说：“你是个病人，还用你伺候我们？”

她把水果拿过去，厨房就传出“哗哗”的水声。我坐在房间环顾四周，发现那是一间破败、杂乱，没有任何秩序感，也没有收拾、打扫痕迹的房间。地角，还有一桶泡完、吃完的方便面，那是陈丹中午的口粮吗？而且她妈不在，我以为她妈知道我们来看陈丹，会有所准备，至少会留在家里头待客。

刘建平端着一盆水果进来，先给我拿，再给陈丹挑，她自己并不吃。陈丹问建平：“你咋不吃？”眼珠子瞪得老大，相凶得很。“你不吃我也不吃。”

我拿着水果表示，她们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吃不该吃。

“姐，你吃，你吃。”在这一点上她们的意见倒统一。

建平转身又出去，也不管陈丹问她下楼干啥去。没大一会儿就听见楼道里响起“咚咚咚”的上楼声。陈丹去开了门，建平狗爬兔子喘地上来，手里拎着熏鸡架，还买了两个炸鸡腿。鸡腿她搁在陈丹面前，让陈丹吃。陈丹捧着鸡腿笑，一边啃一边说：“香，真香。”大约有十分钟，谁也不说话，我和刘建平看着陈丹啃鸡腿，屋子里只有陈丹认真咀嚼的声音。刘建平看着看着眼圈渐红。为了缓解尴尬，我提起行里的事情来，刘建平知道我的用意，就跟我一起说起在行上吃的盒饭，行里卖苞米的，卖高粱米水饭、土豆拌茄子和卖麻辣烫的。我们又说起行里一些新闻：哪家的服务员换了，哪家的老板又跟服务员扯一块去了，谁又跟谁搞破鞋了，谁家档口跟顾客干起来了，谁家卖得好，这一把货又能挣多少多少钱什么的。

陈丹听了，不时插一句嘴：

“你这么一说，我真想那谁他家的麻辣烫了。”

“啊，她长得多砢碜啊，那个老板怎么看上她的？”

“谁打过谁了？”

“哈哈哈哈哈。”

从陈丹家出来，刘建平在车上哭了。我没有安慰她，倒不是不知道怎么安慰，是因为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跟“命运”扯上关系，往往事情便会变得复杂且玄妙，安慰在那时那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但我看她行动还是有些迟缓。”

待刘建平稍微缓过来一点儿我对她说。

“是啊，她跟我说，有时候转个身转快了会摔倒，毕竟‘开瓢’了，把脑袋打开了，这么大的手术且得恢复一阵儿。”刘建平感叹道。

“大夫当时说能复发吗？”

“说是只要挺过个三五年就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良性还是恶性的？”

“我没问，她爸妈也没说。”

5

这天，天阴了一整日，眼瞅着就要变。下行时我见刘建平着急忙慌往外蹿，就拉住她问她着急干啥去。刘建平笑着对我说：“陈丹来了，我去买菜。在家里也没人瞅她，我给她接来，她溜达溜达，心情还能好一点儿。下行我还能陪她看会儿电视，我俩还能唠会儿嗑儿。吴晨这两天也说来看她。”

那天我跟她脚前脚后到了五爱市场旁边的一家大超市，叫“客来多”。客来多是沈阳第一家大型超级市场，已经黄了很多年了，但是当时生意还是很火爆的。刘建平应该比我先到客来多，我远远就看见她在生鲜区晃荡，她在跟那里的商品价签较劲，看得十分认真，瞅半天了放入自己的购物车，推着车朝前走两步，又将车推回，把那盒商品又从购物车里拿了出来，放回原位。随后她站在冰鲜区前停留了两分钟，后来终于下定决心一样又重新把那商品放回了购物车。

“建平。”我喊她。她一回头看见我，笑了，推着车朝我走过来。

我见她购物车里有饮料、青菜、肉，还有一盒翅中。她特意把那盒翅中拿出来，在我眼前晃了晃，说：“我给陈丹做可乐鸡翅，我买的翅中。”

言语中，竟是十分骄傲。

自那后，陈丹没事儿就会来刘建平家，偶尔下行她也来找刘建平，小姐妹俩一起结伴回到刘建平的出租屋。

那年过大年前，陈丹回来上行了。她戴了顶假发，仍旧是爱笑，爱帮人忙，很热心。很多人病了以后性情也会跟着变，但陈丹一点儿也没变，很乐观，她脸上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的，也不是强颜欢笑。我后来想，可能有一些人生活的苦吃得太多了，于是一点点甜都能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笑出来。

陈丹人缘不错，重新上行以后大家都问长问短，都去档口看她，问她“身体行不行”。

“行。”陈丹的声音很响亮，还拖着长长的尾音，“我乐意上行，在家待着太难受了。”

但其实陈丹身体大不如前，有时找找货就满头大汗，就得坐下歇歇，还是发虚。如果档口服务员少，刘建平就自己多干；如果有别的服务员，她就让别的服务员多干。而且她会偷偷让陈丹坐着——在五爱市场干服务员是不允许坐着的，但病后的陈丹是个例外，刘建平和全店的服务员给陈丹打掩护，让她坐着。

一天，我去厕所时遇见了刘建平，问她：“陈丹那身体那样还上什么行啊，还是劝她回去再养养吧。老话讲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她这都开颅了，半年时间太短了吧，再说我看她也是真拿不起个儿来啊。”

刘建平说：“姐，她家里又没钱了。她妈有一回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说陈丹吃白食。”

刘建平没往下说，我却愣住了。

穷是最大的恶？否则没有一个母亲会眼见女儿疾病缠身还逼她出去讨生活吧。还是不是人？穷反而成了恶的借口？

刘建平已经先走了，我站起来，定时有水冲过来的卫生间响起“哗”的水声。

回档口再见到陈丹，我觉得如果一个生命长成陈丹这样实在难能可贵。穷、苦、病、不公、委屈都没有使她有丝毫改变。这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形态呢？是她已然麻木，还是自己受苦太多，所以更能体会别人的苦和不容易，反而学会了宽容？

一个月以后就过年了，过年了五爱街也会放几天假。那时的五爱街和五爱街里的人像是永动机，仿佛不知道什么是疲倦。而这种昼夜不停的向前推进是有着肉眼可见的效果的，从那里走出多少百万、千万富翁，它给了无数人回报，是一个可以容纳人们血、泪、汗水，也可以容纳人们梦想和希望的地方。

6

过年放假前，陈丹和建平这小姐妹俩相约年后陈丹仍旧跟建平同住，这样她们可以一起上下行，有个伴儿。这天下行，陈丹一个人在卫生间洗澡，建平为陈丹请的小小的佛坠子悄无声息地从她身上滑落，跌在地上碎成几片。刘建平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但她还是笑着安慰陈丹，说：“明年你这是要转运了啊，碎碎平安。”

一周后，陈丹回家去取换洗的衣服，再也没回到刘建平的出租屋，第二天也没来上行。刘建平给她家里打电话，才知道陈丹已经再次入院，二次病发。大夫说她脑袋里的瘤子又长到了鹌鹑蛋那么大，还说再割也还是会再长。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成为一种危险的信号，二次手术顺理成章变成一种冒险行为。手术结束后大家都很沉默，术后医生建议进行化疗，用靶向药。但这个提议对于陈丹一家来说难于负担，于是作罢。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陈丹妈终于同意吴晨过来照顾陈丹了。这对陈丹来说是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双重慰藉，陈丹在吴晨面前可以变成一个不必懂事、甚至可以无理取闹的女孩子，可以不必思考家庭命运的走向，也不必再负担原本不应该她那个年龄去负担的经济重担。

很多年以后我想过，也许陈丹太累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她想歇一歇。这中间她似乎曾经有过犹豫，有过眷恋。体现在身体上，就是第一次术后短暂的康复，但后续的生活并未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她终于对这个世界绝望，于是选择不再回头。

有些人的离开，是义无反顾的。

出院一个月后，陈丹勉强可以下床活动，但半边身子僵硬麻木，不听她使唤了。一觉醒来发觉身体的零部件虽然仍旧属于自己，却再也不能正常运转时，她会极度恐慌吗？独自一人时，她是否曾经为自己失去的健康哭泣过，或者孤独地张望过窗外狭窄的蓝天？那些曾经属于她的自由与她打个照面又与她擦肩而过，最终渐行渐远了。对此她无能为力，只好将虚弱而茫然的眼神从空旷中拉回，她打量了一下环绕自己的一清二白的家，那中间穿插着杂乱无章、毫无生气的旧物，这使她彻底放弃了对生的最后的坚持与挣扎。

紧接着，陈丹失去了视力。那种被称为“胶质瘤”的东西疯狂地在她的脑袋里增生、复制、粘贴，过速增长的瘤子压住了她的视觉神经。她的眼睛依然大，但是空洞了，无当地睁着，什么也看不见了，仅有模糊的光感。然而陈丹却表现出极度的不在乎。

我们去看望她，她是更瘦了，睡衣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像只包裹了一团空气般垮下去。唯一不变的是她脸上的笑容，与从前竟别无二致。这让你在深切怀疑眼前这骨瘦如柴的姑娘极度不更事的同时，也会对她生起莫名的敬畏。

我们去时陈丹妈仍旧不在家，还是陈丹待客。她应该刚用过中饭不久，床头柜上有一个带把儿的白色搪瓷饭缸子，里面有点儿咸菜，还有一个啃了一小半的、看起来没有任何生气的馒头。

“你中午就吃的这个啊？”刘建平是个直肠子，我捅了建平一下。

建平没管我，愤怒控制了她。她直咄咄地逼问陈丹说，你妈呢？

刘建平和我都以为她妈又下楼打麻将去了。

“去旅游了。”

陈丹的语气很平淡。就像阿成在档口挨完了打之后交代她们好好卖货时一样平淡。

刘建平和我很没见过世面地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仿佛要生吞下去什么似的。

“吴晨呢？”刘建平又问。

“过两天能过来。”陈丹答。声音仍旧十分平淡，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至今记得那张平静的脸，她所表现出来的平静与她年轻的面皮毫不相称，很矛盾。

看过陈丹后没多久，陈丹打电话跟刘建平借了两千块钱。刘建平不想借，一来她自己也是个打工的，打工的挣的钱都有数儿，再说租房子加上日常开销，一个月她也攒不下几个。更何况刘建平对于陈丹妈出去旅游这事儿耿耿于怀。

“旅游咋有钱呢？没钱了不出去挣，还他妈出去嘚瑟，让一个病人出去借钱。我没有。”但她又第一时间把钱给陈丹送了过去。逻辑也很简单：“哪怕并不合理，但她朝我张了嘴，借我也要给她送过去。”

她们对两个人“好”有最直白的理解。

7

建平最后一次见陈丹，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年轻的生命与死亡如此接近，简直就是面对面。除了哭，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陈丹仍旧记挂借刘建平的那两千块钱，嘱咐自己的父母和妹妹：“等家里宽绰一些，一定要把这钱给建平堵上，建平起早爬半夜地挣两个钱不容易。”

陈丹去世后没有葬礼，家人没有留她的骨灰。据说这是陈丹母亲的意思，因为陈丹还没有结婚，未出阁的姑娘不能立坟，立了那叫“孤女坟”。孤女坟邪行，有可能会让家里不得安生，影响家运或风水。于是这个为家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姑娘，死后成为一个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孤魂野鬼。

有一天我们一起下行，下电梯时建平对我说：“昨天晚上重新看了一部叫《监狱风云》的电影，那里有个坐牢的大圈仔这样形容自己的人生：‘生无扎根处，死无葬身地。’”

她说头一次看这电影时她甚至没有记住这句话，但昨天再看，听那剧中人说起这句话，就想起陈丹来。

2018年初，刘建平在沈阳一家寺院给陈丹立了个牌位。是我带她去的。那时刘建平已经在沈阳扎下根来，生活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有房有车，日子过得尚算体面。

“如果陈丹还活着，她来我家串门，我也去她家，多好。”

“再也没遇见过陈丹那样的人。她那样的人，可能已经没有了。”

“如果早一点儿给她立这个牌位，也许她能早一点儿受益。但我就这么大能耐！”

出寺院大门，前面是片空地，刘建平回头看了一眼，幽幽叹口气，似自言自语：“丹丹，你能找着这儿不？好找不？这回你有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