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的清晨

孟买的清晨，我被一万只乌鸦的叫声吵醒。它们像夜晚的碎片，纷纷扬扬地飞向城市的垃圾场。街上还是灰蒙蒙的，早起的女人穿着鲜艳的纱丽，从我的窗前走过。透过大榕树的枝叶，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匀地覆盖着白色的鸟粪，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沾染纱丽的下摆。想到这一点，我多少有些焦虑。这充分说明，我刚到印度不久，还没有放下习以为常的观念。来印度旅行，你必须学会超越干净和脏的观念。

实际上，你必须超越任何观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记得自己心理上的变化：最初的极度震惊，之后变成愤怒，最后对一切都麻木。

我后来突然明白，来印度旅行就像是证道：一步一步破除观念，放下自我，最后成为智者、圣人、罗汉。我穿着十多天没洗的印度长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透过镜子端详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为习惯了印度脏兮兮的“大使”出租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北京出租车的座套是如此洁白，路上的车辆是那样守规矩，空气是那么清新。原本无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后，变成天堂。我知道，本质上我和那些赖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样的。

印度就像大麻，适量吸食有助于克服对现实的沮丧，但或多或少也会令人上瘾。我还要回到印度，回到湿婆的国度，对此我心知肚明。

这一次，我打算先从孟买飞到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然后一路乘火车前往亨比、班加罗尔、迈索尔、马杜赖和金奈。

从定下计划到买好机票，前后只花了不到十分钟。正像一句印度谚语说的：“有时，湿婆的风暴不就是这样吗？在十分钟内把一个人的庄稼全部摧毁。”

在孟买的班德拉区，我租了一间房，离海不远。

曾几何时，班德拉是一片渔村，遍布菠菜田和椰子树，大部分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它在16世纪时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从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的蛛丝马迹：保罗街、西里尔街、亚历克西斯街——在这些街道两侧，还保留着一些殖民时代的别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着从阿拉伯海上吹来的咸湿的海风。

班德拉是孟买的前世——一个渔村的雏形，也是孟买的今生。因为面朝大海，又靠近宝莱坞，很多明星居住在此。这里是孟买的富人区，遍布昂贵的公寓楼，但不知为什么，到处仍有一种废墟感。这种废墟感与罗马的断壁残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后不久，它们就成为废墟。

我试图思考孟买为何会给我这种废墟感——它并不是多么古老的城市。最后，我得出结论：孟买的光线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它既让一切急速发展(booming)，又让一切急速腐烂(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发展与腐烂。为了兑换卢比，我来到米提河左岸。这里是孟买的金融中心，同样属于骄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后现代玻璃建筑，在旨趣上让人联想到北京的“大裤衩”。周围分布着银行、领事馆、汽车4S店、高级餐厅和咖啡馆。

我走进一家咖啡馆，享用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识到身边可能是整座城市穿着最干净的一群人：衬衫、西裤、皮鞋、精心修剪过的发型、淡淡的古龙水。所有人都在讲英语，谈论着伟大的梦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实现，都足以改变这个荒唐的世界。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捕捉到如下词语：亿、亿万富翁、商业模式、硅谷、移动互联、IPO……这些词语飘浮在空中，却并不令我感到陌生，因为它们同样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馆里飘浮着。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无缝共享同一个话题。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馆里的话题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顿颇为昂贵的果阿菜后，我跨过米提河，去往仅一河之隔的右岸，这里有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的达拉维。米提河污染严重，却分隔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种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来相比，达拉维看不出任何变化：鳞次栉比的铁皮屋、到处散落的垃圾、满街乱跑的小孩。街上拥挤、繁忙、布满灰尘。每辆车都在按喇叭，以至这个动作也显得有些多余。

达拉维是自成一统的经济体，它的主要燃料是废品和垃圾。凭借废品和垃圾的回收、处理，被河岸另一边的世界所抛弃的人们，得以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关于达拉维，我看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达拉维是“印度奇迹”的耻辱；另一种观点认为，达拉维恰恰是“印度奇迹”本身。

这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思考达拉维存在的事实：如果着眼于生存环境，达拉维无疑是耻辱；但是在这样耻辱的环境下，几十万人能够坚韧地生存下来，繁衍生息，甚至为“印度奇迹”增砖添瓦，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

我走过一座破烂的石桥，从洞穴一样的窗口中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好像废品联合国的旗帜。炙热的阳光使空气发生波浪式的晃动，一团团蚊子在热空气中起舞。桥下是堆积成山的报废零件。每当有车经过，这座十年前就该被认定为危桥的建筑，就会像得了热病一样抖动。我想象着桥瞬间坍塌，而我无助地坠落到桥下那堆废品里。

达拉维人依然充满热情。他们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热带植物。路边的奶茶店坐满顾客，甜品小贩站在垃圾堆旁叫卖。我经过一座印度教神庙，门口摆满破鞋，人们仍在向一切“有可能显灵”的神明祈祷。

经常有人过来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问我从哪里来，提出要带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气和地生活，没有人愤怒，没有人一把火烧了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达拉维无疑是一曲人类生命力的赞歌。

从这里，我开始南印之旅。

海得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得拉巴。

海得拉巴是尼扎姆王朝的旧都，特伦甘纳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四大城市，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在这里，鲜艳的纱丽让位于黑色长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样裹着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尔米纳拱门。烈日下，拱门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楼。海得拉巴的统治者为自己建造了无数富丽堂皇的建筑，查尔米纳拱门无疑是其中最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岗岩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门支撑着两层楼和相互连接的拱廊。每座拱门上方都有高耸的宣礼塔。以拱门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扩展。

这里是穆斯林的聚居区，蓝色的小巷纵横交错。到处是年深日久的店铺，年深日久的居民。仿佛多少年来，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

我爬上拱门，巴扎的喧嚣声变得缥缈了一些。这里凉风习习，很多印度人带着咖喱，一边吹风，一边观看风景；一个戴着小帽的老人朝麦加方向跪拜，并且念念有词；三个小男孩抱着《古兰经》，刚从读经学校下课；几只鸽子从拱门里扑扇着飞出去。宣礼塔顶上，一轮新月正在闪闪发光。

海得拉巴真正繁荣起来，是在尼扎姆王朝治下。他们来自信奉伊斯兰教的撒马尔罕，后来迁至印度。得益于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尼扎姆家族的统治绵延了七世。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海得拉巴于1724年宣布独立。作为回报，英国人得到觊觎已久的黄金开采权。

如今，海得拉巴的金饰店依然随处可见，数量保守估计也有上万家，而且每家都挤满人。据统计，把印度主妇的金饰加在一起，占世界黄金储备的百分之十一，比美国、瑞士、德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起来的还多。

这里的人们对黄金的痴迷，同样令我痴迷。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情绪，只有在那时，黄金才是财富的唯一象征。而海得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纪仍在延续，并且可能永远延续下去。

离开查尔米纳拱门，我穿过人群，前往乔玛哈拉宫——尼扎姆君王的府邸。这座融合波斯、印度和欧洲风格的宫殿虽然是私产，但对外开放。

庭园里，一对站在古董劳斯莱斯车前的印度情侣让我给他们拍照。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老爷车当年都是当垃圾车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简单：尼扎姆的末代君王米尔·奥斯曼·阿里·汗实在太过富有——光他用作镇纸的钻石就有一百八十五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颗还重。1947年，印度独立时，阿里·汗的资产高达二十亿美元，是当时印度年收入的两倍。

阿里·汗的性欲极强，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还在客房里安装摄像头，用来观看客人的“现场直播”。他1967年去世时，留下三十四名子嗣（他们又生了一百零四名孙辈），这还不包括那些自称有“龙脉”的人。不难想象，阿里·汗死后，遗产争夺战会是多么激烈。

截至20世纪90年代，宣称自己有继承资格的就有四百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贾——他是阿里·汗的孙子，也是爷爷钦定的尼扎姆继承人。

出身高贵的穆卡拉姆·贾，原本注定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因为不断支付高额的遗产诉讼费和离婚赡养费而今不如昔，甚至负担不起律师费。

穆卡拉姆·贾结了五次婚，其中两位是奥斯曼帝国的末代公主。20世纪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亚的珀斯养羊，娶了一位后来死于艾滋病的BBC记者。那时他还相当有钱，于是让仆人带上十万英镑，为他去伊斯坦布尔再觅新欢。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贾“命中注定的人”。不过随后他又再次“命中注定”地支付了一笔巨额分手费，从此穷困潦倒。

在乔玛哈拉宫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数量庞大的照片和纪念物。一个中年印度女人正对着它们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贾和第一任太太埃斯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贾身穿双排扣西装，打着领带，上衣口袋里露出一角方巾；埃斯拉穿着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连衣裙；他们的儿子长着一张“国际脸”，丝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么关系。

照片和纪念物的说明非常详尽，但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乔玛哈拉宫早就作为离婚赡养费抵给埃斯拉，而穆卡拉姆·贾如今住在伊斯坦布尔一栋寒酸的公寓里。

在海得拉巴的街道上，小贩叫卖着熟透的石榴，棕榈树摇曳在热带空气中。雨季到来前的穆西河几近干涸，河岸上长满茂密的藤蔓。从这里往西，穿过朱比利山豪华的别墅区，我来到今天海得拉巴引以为傲的IT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钱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轻人在安得拉邦首席部长竞选中获胜。他在施政纲领中向选民承诺，要通过发展信息技术，将海得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现代化的都市。于是，这片曾经遍布砾石的荒漠地带上，出现一座被称为“网络拉巴”的新城。

这里的马路十分宽敞，路边不时出现欧洲建筑师设计的大楼，只是完全看不出与老城乱糟糟的市景有什么关联，仿佛从中世纪直接飞跃到后现代。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分裂感，奈杜在安得拉邦执政十年后惨遭败选。《印度教徒报》上的一幅漫画道出问题症结：一个骨瘦如柴的农民坐在破败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电脑键盘上的删除键。

时隔十年，奈杜再次当选安得拉邦首席部长——他是现任印度总理莫迪的盟友。此后，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纷纷将研发中心设立在网络拉巴，虎视眈眈地将印度视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场。

苹果CEO库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度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在这里我看到了七八年前的中国。”

和七八年前中国的很多新城一样，网络拉巴没什么景点，但有很多培训学校。从招牌上看，都与软件、外语和职场礼仪相关。

一家外语培训学校的广告上写着：“你想学纯正美式英语吗？还是纯正英式英语？”看上去像是一道复杂的人生选择题，但其职业指向其实相当明显——进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布印度的IT城市。比如，当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家庭主妇拨打扫地机器人的服务热线时，电话实际上就转接到网络拉巴。一个自称霍利、操着美式英语的女孩，会在电话中为这名家庭主妇解决各类问题。当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电话咨询沃尔格林公司生产的维生素片的用量时，一个口音听上去像是来自伦敦东部郊区，实际上也在网络拉巴的男孩，会为牛津老太太竭诚服务。

对于印度的年轻人来说，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唯一的问题是，虽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须按照英美时间作息。这或许就是附近几家餐馆都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原因。

我走进一家炸鸡店，发现所有员工都是聋哑人。我买了一份炸鸡，坐在窗边。阳光依然毒辣，沾满灰尘的行道树垂头丧气。一家酒铺刚刚开门，透过窗户的铁栅栏，一群印度人正争先恐后地伸进去攥着卢比的手。

坐在我斜对面的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谓“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聊起来后，他自称是一家职场礼仪公司的老师，主要传授面试技巧。他的额头正中有一颗红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后才点上去的。

“在海得拉巴，你必须时刻充满自信，”他说，“如果有足够的自信，你就没问题。”

所以，他要求所有来上课的年轻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必须买上一件好衬衫，因为“好衬衫让人自信”。他还建议学生打领带，因为“领带让人的头部端正”。

他说，经过他的培训，很多学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尽管我暗自觉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点不搭。

我当然没这么说。一时间，这家服务员都有语言障碍的餐厅变得过分安静，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岛。

小村亨比

从海得拉巴出发，坐了一夜火车，进入卡纳塔克邦。我的目的地是一个小村子——亨比。

在亨比村外，两个摩的司机险些为我大打出手。当时我正走出布满牛粪的村口，准备去维塔拉神庙。两个司机在同一时间分别抓住我的左右胳膊。

出于宗教原因，整个亨比的居民都是素食主义者，但在村口拉活儿的司机显然基因突变。两个人操着卡纳塔克方言互不相让，我只好抱着同情弱者的心态，挑了其中较瘦的那位。

“我叫克利须那，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带着被选中的惊喜。

“与神同名？”我问，“叫这个没问题吧？”

“No problem，（没问题，）”他自豪地说，“我妈妈叫恒河呢！”

就这样，我坐着这位“恒河之子”的摩的，来到维塔拉神庙。这是亨比最负盛名的景点。和印度很多著名的景点一样，也是一座古代废墟，却不可思议地比很多当代建筑更像样。

克利须那把车停在废墟外面，说会在这里等我。我告诉他不必如此，因为我很可能会看很长时间。

“没问题。”他再次微笑，对一上午挣到十块钱已然心满意足。

雕刻精美的石质战车是维塔拉神庙的象征。战车的神龛里供奉着毗湿奴的坐骑迦楼罗。这是一种半人半鹰的动物，忠心耿耿又凶猛异常，但显然还不足以保佑维塔拉神庙安然无恙。

神庙建于15世纪，那是定都亨比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最繁盛的时期。当时，这里的人口超过五十万，是整个南印最大的印度教帝国。

数代君王都曾为维塔拉神庙增砖添瓦，但神庙始终未能完工。16世纪中叶，德干高原上强大的穆斯林军队挥师南下，攻陷亨比。十万印度教徒惨遭屠戮，毗奢耶那伽罗帝国也随之衰落。

奇怪的是，虽然摧毁了亨比，德干高原上的伊斯兰国家的苏丹似乎并不想占领这里。残存的帝国遗老也没有选择在这里重建家园。亨比，连同它的神庙，就这样被彻底抛弃。直至今日，它都只是个一蹶不振的小村庄，靠着昔日帝国的废墟，吸引为数不多的游客。

我走近战车观察，发现它并非像很多指南上写的是一整块花岗岩。实际上，战车由很多块石头组成，只是接缝巧妙地藏在雕刻中。

战车看起来只是普通石头的颜色，但从车轮下部，还是能看到些许染色的痕迹。经过数百年的风吹日晒，神庙上的色彩如今差不多完全褪去。战车前面有两头拉车的大象，身后却藏着残存的马尾巴和马腿。我估计，大象也许是后来才放到这里的，最初的雕刻可能是两匹战马。

走在维塔拉神庙里，你依然能够想象当年的景象，不时感叹印度教僧侣们匪夷所思的想法。比如，这里有狮子和象搏斗的雕刻。狮子大得出奇，而象几乎是侏儒。

战车对面的大厅里，有一排“音乐石柱”。一经敲打，石柱就能发出八十一种乐器的声音。你能想象穿着白衣的婆罗门，赤脚走在大厅里，用木槌敲击石柱，演奏出歌颂毗湿奴的“交响乐”。

如今，部分石柱已经坍塌，并且被护栏封锁，没法再敲动。这无疑更强化了维塔拉神庙作为废墟的事实，也让我感到，在印度旅行就是从一座废墟到另一座废墟。

我走了几圈，发现这里美丽而萧条。唯一称得上乐趣的是有很多只正在求偶的绿毛鹦鹉。它们在废墟和枯树间追逐嬉戏，不时挤出一坨鸟粪，落在毗湿奴身上。

从维塔拉神庙出来，克利须那建议我去看看敬献给湿婆的毗楼拔叉神庙——不是废墟，还在使用。门票两卢比，但拍照要再付五十卢比。

“但我不打算拍照。”我对站在门口、身着便装的工作人员说。

他看了看我，耸了耸肩，没有理由不放我进去。我欣赏了一圈神庙的雕刻和神龛，呼吸着无所不在的印度檀香，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很快明白过来——那个穿着便装的工作人员，始终若即若离地跟着我。我瞟了一眼，发现他看似望向别处，余光却一直在我这里游移。他在监视我有没有拍照。只要我胆敢按一下该死的快门，他就会立刻出现在我面前，责令我缴纳高额罚款。

神庙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一对穿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头戴花环，在家属的簇拥下，缓缓走出来。新郎和新娘都低着头，绷着脸，显得极为羞涩。几个穿着纱丽的年老妇人，把新鲜花瓣一路撒在新人身上。

路人自动分列两旁，腾出一条空路。但无论是谁，都没有露出一丝喜悦的神情。仿佛这不是婚礼，而是一场受难仪式。记忆中，北印度的婚礼要欢快、热闹得多。人们又唱又跳，大分贝的音响让树上的麻雀纷纷坠落。不知为何，亨比的婚礼笼罩在一种近乎悲伤的气氛中。

婚礼队伍的出现，让穿便装的工作人员更有了盯紧我的必要。因为紧张，他的眼神已经毫不掩饰，脸上带着孩子打赌时的劲头。

我慢步走出毗楼拔叉神庙。经过他身边时，他假装望向别处。

我一边忍着笑意一边想：如果相机还有电，我倒是很想为你拍上一张。

在亨比村，最令我惊奇的还是嬉皮士的数量之多。

嬉皮士几乎都是外国人，尽管来自五湖四海，但有着相似的装扮。他们有的剃了光头，有的留着脏辫，穿着皱巴巴的粗麻衣服，打着耳洞或鼻钉，很瘦，眼神直勾勾，表情中带着人畜无害的平静，又似乎暗藏激流。

走进任何一家有屋顶露台的餐厅，你都能看见嬉皮士慵懒地靠在坐垫上，喝着蔬果奶昔，读着瑜伽上师的传记。寒暄几句后，他们会告诉你自己过着有机生活——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每天清晨冥想，坚持写日记。加Facebook好友，你会发现他们原来经常更新状态——灵修的体会、生活的点滴，每次都有很多人点赞。

没人说得清嬉皮士是怎么看中亨比的。或许因为这里只有素食，没有酒精，远离任何一座大城市。自打成为废墟，就有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气氛。加上物价便宜，几乎不费力气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在亨比村闲逛时，我总是碰到一个开民宿的日本女人。小小的个子，蓬松的短发，脸上已经晒成棕色。听人说，她七年前来亨比旅行，认识了村里的一个印度男人。如今，她已经是两个混血小孩的母亲。

一天早上，我看到她送两个孩子上学。村里的印度主妇和她打着招呼，而男人们的目光似乎总会在她身上停留得更久。

她开的民宿我也去看了。只有四个房间（其中一个她自己住），全是四人床位，一晚只要两百卢比，人民币不到二十块钱。如果住在屋顶，自己搭帐篷，只要一百卢比。厕所和浴室都是露天的。不大的院子里，放着塑料椅和书架，上面插着一些日文书籍。

住在这家旅馆的大都是日本嬉皮士。看打扮绝不寒酸，大概只是纯粹享受这样的生活而已。我与其中一位姑娘吃了一顿晚餐。她在东京是西式糕点师，来亨比已经三个月，还没有回去的打算。当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亨比时，她反问：“你不觉得亨比很美好吗？”

“比日本美好？”

“当然！”她一副“这还用说”的表情。

去猴神哈奴曼神庙的路上，我骑着租来的摩托车，经过一个偏僻的村庄。问路时，遇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比利时女人。

比利时女人告诉我，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她看上去六十多岁，花白长发依然梳成马尾辫。和印度女人一样，她穿着纱丽，戴着各种各样的饰品。她在比利时是室内设计师，来亨比之前离了婚——上辈子的事了。

我问她以什么为生。她说这里几乎用不到什么钱。决定搬到亨比后，她就带上在比利时的所有积蓄，在这里买地，盖房。

“我吃素，这里的蔬菜很便宜。有时我也给亨比的餐厅做做室内设计。如果生活在比利时，钱或许是很重要的东西。但在这里，钱对我来说只是数字。生活中有很多比数字更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吗？”

我问她是不是开了民宿，她笑着说没有。闲暇时，她喜欢自己做珠子和首饰。她抬起胳膊，给我看戴在上面的饰品。

“都是我自己做的。”她说，眸子闪着光。

骑出村子，公路两侧是大片的稻田，零星的椰子树摇曳其间。稻田的尽头仿佛一条边界。从那里开始，亨比特有的黄褐色石块就一直铺展向远方，给人一种亘古未变之感。

在印度旅行时，我目睹了很多丑陋的现代化，和在中国一样，势不可当。可是，唯独在亨比，我仍能感觉到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每天清晨，家家户户在门前画上莲花，去河边浣衣，去庙里祭拜，去田里劳作，傍晚洒扫庭除。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正是农业时代最后的尊严感。尊严感当然需要一点点金钱维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执着地坚持下去。

我想，这或许就是，嬉皮士也好，我也好，久久不愿离开亨比的原因。

迈索尔的酒馆和杰克·马

在亨比附近尘土飞扬的小镇霍斯佩特，我搭乘夜行快车前往班加罗尔。那是一座不断膨胀的IT城市，到处施工，寸步难行。我没有耽搁太久就改坐巴士，前往古都迈索尔。

亨比是村庄，班加罗尔是都市，而迈索尔恰好位于两者之间，是一个拥有八十多万人口的小城。或许你会说，八十多万也算小城？在很多国家可能算不上，但在印度，这已经是让人心存感激的规模。

1947年以前，迈索尔作为瓦迪亚尔帝国的首都长达六个世纪。印度独立后，帝国成为印度的一个邦，而首府的职责交给了班加罗尔。迈索尔得以作为一个历史城市，悄然存续下去。这里感觉上和奈良有点相似，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颇高（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二点八，比全邦平均百分之六十七的识字率高出许多），很多东西也都保留着往昔的面貌。

迈索尔是一个可以散步的城市。马路上固然也有横冲直撞的摩的、不断鸣笛的轿车、闲庭信步的水牛，但不像孟买或瓦拉纳西那样可怕。

在印度散步，即便不考虑炎热的天气，也是极为奢侈的事。出于享受奢侈品的心理，我在迈索尔的大部分时间都选择步行。

迈索尔给我的另一大惊喜是有很多酒馆。如你所知（不知也没关系），由于宗教原因，酒在印度不是随便哪里都能买到。比起北印，在南印买酒尤其困难，有些邦甚至全邦禁酒。

我开始以为，几天不喝酒没什么大不了，可在亨比禁酒一周后，实在口渴得要命。我一边在迈索尔街头散步，一边怀念在孟买酒吧大口喝啤酒的情景。回想起来，上次喝到冰爽的啤酒，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知为何，迈索尔卖酒的地方多得出奇。那天傍晚，参观完迈索尔皇宫，我正走得口干舌燥。看到小酒馆，心情就像在沙漠中看到绿洲。

酒馆不大，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除了翠鸟啤酒和印度威士忌，还有牛肉和鸡肉咖喱供应。

在南印的一些邦，禁酒之外，也大都素食。牛更是被视为圣物。我曾在加尔各答的一家穆斯林餐厅吃过牛肉（但那里因清真禁酒）。除此之外，在整个印度都没怎么见过卖牛肉的地方。然而，在这家迈索尔皇宫旁的小酒馆里，不仅能吃到牛肉，还能喝到酒。我着实有点震惊。

我点了啤酒和牛肉咖喱。咖喱有点咸，谈不上多好吃，但是其中包含逾越禁忌的犯罪感。环顾四周，还有三个印度人在喝酒。他们都穿着有点脏的衬衫，喝着兑水的威士忌，眼睛已经喝得发红。因为印度的酒精税重，本地酒鬼只喝便宜的烈酒。

老板走过来，和我说了句什么，用的是当地的埃纳德语。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用英语问。

“哦，我还以为你和那个人是一伙儿的。”老板转为英语说。

“你说谁？”

“一个日本人。他也老来这里喝酒，能说一口本地话。”

“他是做什么的？”

“不清楚，”老板说，“好像是某个公司的驻印代表。”

那晚，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他穿着T恤和短裤，晒得很黑，一张嘴果然是一口流利的埃纳德土话。他的头发很密很硬，大概有三厘米长，全都直直地竖起来。他看样子三十多岁，脸上有久住海外之人特有的神色。这个人并非混血，是彻彻底底的东亚人。

我看到他买了四五瓶啤酒，放在黑色袋子里。老板又从后厨偷偷摸摸地拿出一个纸包，已经被油浸透了一些。从露出的部分看，好像是猪尾巴。

在南印，牛肉已经是禁忌，猪尾巴则更加等而下之。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有宗教警察冲进来，将这个罪孽深重的小酒馆连锅端掉。

“那个日本人买的什么？”结账时，我忍不住问老板。

“猪尾巴，”老板小声说，“专门为他做的。”

“哪儿来的猪？”

“有人养。”

“达利特？”

老板不置可否，看上去不怎么想就此话题聊下去。

达利特，是所谓的“贱民阶层”，只有他们会养猪。

我几乎不吃猪肉，猪尾巴也无法引起我的欲望。不过身在海外，想吃某种在本国随处可见，但在这里被视为禁物的食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如同我想随时畅饮啤酒一样。

那个会讲埃纳德语的日本人，一定是多次光顾，并和老板混熟以后，才敢提出“无论多少钱，也想吃猪尾巴”的明确要求。老板虽然偷着做了，但是到底不敢让他堂而皇之地坐在店里吃，就连谈论起来也显得小心翼翼。

我走出小酒馆时，日本人和他的猪尾巴，都已消失在神圣的街头。

在迈索尔火车站，我遭遇一次抢劫，不过损失不大。

我正在等待前往马杜赖的列车，在餐厅点了咖喱和麦饼。一个看上去有点无赖的印度小哥，跛着脚从我桌边走过，一伸手拿走我的麦饼。

在印度旅行，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放松了对麦饼的警惕……我的手机也放在桌上，不过他没有拿。想必他知道，如果是手机，我肯定会追出去，但为了一块麦饼，我不会大动干戈。他走得相当若无其事，虽然跛着脚，但是步履轻松，就像在天气晴朗的午后，吹着口哨走在公园里。

我笑着摇摇头。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却提出要把自己的麦饼分给我。他为刚才的一幕道歉，好像错误是他造成的。我好言谢绝。一来，我不可能要他的麦饼；二来，他看上去也并不富裕。

年轻人叫杜非，是班加罗尔一家公司的出纳员。他看起来心事重重。问过才知道，他刚回迈索尔附近的农村老家，参加完未婚妻的葬礼。

悲剧是这样发生的：一辆卡车因为速度太快，在转弯时失控，撞到他正走在路边的未婚妻。等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气了。

杜非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在班加罗尔读完大学后找到了工作。如今，他和几个人合租，他的那间是储藏室隔出来的，只有六平方米。每月租金一千二百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二十块钱。对杜非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他必须努力工作。

和大多数坐火车的印度人一样，杜非没有任何行李。他唯一随身携带的是一个诺基亚黑白屏手机。他原本打算买一台智能手机，但因为未婚妻家几乎没有积蓄，他用那笔钱办了葬礼。

“我希望她能一路走好。”他说，“晚上，我会看着天上的星星，知道有一颗是她。”

为了转移悲伤的话题，我问他觉得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他说很辛苦，而且上司总是挑三拣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如果辞职了会回老家吗？”我问。

杜非说，如果回老家，他不可能找到别的工作。他的父母是农民，也无法理解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回到农村。那样的话，当初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和中国很像，”我说，“中国农村的父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在这时，杜非告诉我他的偶像是杰克·马。

“谁？”

“Jack Ma，中国的比尔·盖茨。”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马云。我问他为什么崇拜马云。

“他和我一样是农村人，而且他打算来印度投资。”

我对马云的出身和投资都不太了解，不知道是否如此。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听到有人崇拜一位中国企业家。

“南丹·尼勒卡尼呢？”我问，“他是你的偶像吗？”

“不，他是有钱的婆罗门人家的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印度的杰克·马？”

“也许是他的千分之一吧。”杜非笑了，似乎从痛苦中短暂地解脱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坐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年轻人进来问我：‘先生，这个怎么做？’于是，我指点给他看。”

泰米尔的世界

离开迈索尔，火车继续向东南行驶，进入泰米尔纳德邦。

这里已经是印度的最南方，与印度北方的差异，就像广东之于华北平原。这种差异感，我在走出马杜赖火车站的一刻，就分明感受到——那是一种置身“南印深处”的感觉。

要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似乎不太容易。究竟是哪里不同呢？空气，阳光，还是城市的氛围？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不同。

泰米尔人属于达罗毗荼人种——肤黑、鼻塌、唇厚，身材要比印度北方人矮小。他们说泰米尔语，与印地语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达罗毗荼人是印度次大陆的土著。在雅利安人入侵后，他们逐渐向南迁徙，并且流散到斯里兰卡和斐济等地。

几年前，我也去过一次泰米尔人的领地。那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活跃的斯里兰卡贾夫纳地区。常年的战乱早就将那里摧残得千疮百孔。我至今记得自己坐在大巴上，窗外只有大片大片的荒地和战火中被遗弃的村庄。

贾夫纳是泰米尔人的边疆，马杜赖则是“泰米尔的灵魂”。这里自古就是重要的泰米尔贸易站，如今仍然有贸易站的繁荣和忙乱。

街道两侧尘土飞扬，但是店铺林立。走过去发现，同一条街上卖的都是大致相同的东西。有一条街卖的全是印度教法器，另一条街卖的是五金，还有一条街是卫浴用品……想做批发的商人必须逐店询价，而老板的重要工作就是陪客人在店里喝茶。我不时看到跑腿的小孩，提着奶茶外卖在街上飞奔。

店铺的名字起得很有特色，大都是“某某人和他的儿子”。可见，店铺已经开了漫长的岁月，而门面也充满破败感。我怀疑有些店铺自打开业，就从来没有重新装修过。招牌的字体十分古老，柜台的每一寸表面都沾满陈年污渍。

有的店里坐着一个老头，于是你想：这应该是某某人；有的店里坐的是一个年轻人，于是你想：此人肯定是某某人的儿子。这正是印度的迷人之处：一种生命的延续感。

马杜赖就像一座没有屋顶的巴扎，处处喧嚣。唯一拥有静谧之感的只有米纳克希神庙——马杜赖的象征。

从北到南，我看过不少印度教神庙，但至今难忘的无疑是米纳克希神庙。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米纳克希神庙拥有哥特式的高大尖顶，洛可可式的繁复雕饰，拜占庭湿壁画的鲜艳色彩。这一切都将印度教的建筑美学表现到极致。

鸽子在神庙的尖顶四周盘旋，鹰则在更高处的天空。风吹过庭院中的池塘，晃动着塔影。很多人在转塔。男人裹着围腰布，女人穿着纱丽，几乎包括所有年龄层。

一个白衣老者告诉我，他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庙外，每天都会来庙里坐坐，“已经大半个世纪”。

我问他是否会说印地语。

“不会，先生，”他有点自豪地表示，“只会泰米尔语和英语。”

泰米尔人主要信奉湿婆，这在马杜赖的街头可以看出。在老城闲逛时，我不时在路边的墙上看到小小的神龛，里面供奉的要么是湿婆，要么是他的胖儿子——象鼻神毗那夜迦。

路边神龛往往非常简陋，神像前点着一盏油灯。夜幕降临后，油灯的火苗会像蛇芯子一般跳动。

简陋的神龛有时也会发展成小庙。当人们相信某个神龛周边存在着强大的力量时，就会集资修建起相对正式一些的小庙。小庙没有大庙的奢华，但是安装了电灯、电扇和自来水。为了便于清洁，墙上铺着常在厕所中使用的白色瓷砖。有些时候，还会有一位婆罗门僧侣负责照看。

婆罗门僧侣留着特别的发髻，戴着传统的金耳环，一条神圣的棉线斜穿过赤裸的胸前。额头上画着某种图案，象征着对湿婆的忠贞。我与路边小庙里的一位婆罗门僧侣耶尔聊了几句。出乎意料的是，作为最高种姓婆罗门，他也有不少烦恼。

耶尔告诉我，如今越来越多的婆罗门需要掩饰自己的种姓。他们或许暗地里还保持着对饮食的挑剔，但是上街时更愿意穿上普通人的衣服，避免被外人看出身份。

“因为种姓制度取消后，社会上出现一种反婆罗门的情绪，”耶尔说，“人们甚至会因为你留着这样的发髻，穿着这样的衣服而嘲笑你。”

作为婆罗门僧侣，耶尔不能吃任何根茎类植物，包括洋葱、大蒜和豆类。饮用水必须从井里或地下打出，不能喝自来水。旅行中，水不能放在塑料或不锈钢的容器里，只能放在银器或黄铜器皿里，并以丝绸包裹。假如他在白天睡觉，那么进入神庙前必须沐浴；假如他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后必须沐浴。

实际上，耶尔尽量避免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坐在旁边的人可能刚参加完葬礼”。从宗教的角度讲，那是不洁净的。显然，现代交通方式没有给耶尔这样的婆罗门僧侣带来任何便利。除非他有钱买一辆汽车，或者像耶尔那样退而求其次——买一辆自行车。

耶尔的自行车停在街角，他每天骑着前往不同的神庙。他没有工资，没有医保，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信徒的捐赠。他每月能拿到一万多卢比，合人民币一千多块钱，但是很大一部分要用来支付房租。他需要宗教意义上的洁净住所，无法同别人合租。

“很多婆罗门不再做僧侣，”耶尔说，“他们会上大学，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平时穿着衬衫和裤子。”

“你呢？”

“我的一生，”他用执着的口气强调，“就是侍奉神明。”

黄昏降临。从路边经过顺便进来的信徒开始增多。耶尔也将白瓷砖和湿婆像擦拭干净，点燃油灯，坐下来等待供奉。他小声地念着咒语，摇着铃铛，空气中荡漾着灯油和檀香的味道，有一种神秘而昏暗的气氛。

整个马杜赖，整个印度，信徒们都在大大小小的神庙中进行着类似的礼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千年来，不曾改变。即便写这篇文章时，我似乎仍能闻到小庙中那股檀香的味道，看到在风中舞蹈的火苗，舔舐着耶尔的轮廓。那几乎成为马杜赖留给我的明信片一般的印象。

母亲和乌托邦

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粘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一次都没有中毒。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我特意观察旅馆附近那个卖西瓜的小贩。上午出门时有一车西瓜，晚上回来时也没卖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队，大概谁也没有勇气吃这样的西瓜。这座形式主义的“西瓜神庙”将来的命运如何？也许，只能喂牛。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里——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里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当地人称她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里的“母亲”是一位“脱离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里不远的荒地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里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一种救赎。

或许因为习以为常，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并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时的那种“极度疲惫”。然而，一旦在惬意的环境中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繁殖起来。

我在本地治里休整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我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时常感到自己走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里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五卢比，先生。”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卜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卜赛人。一般来说，吉卜赛人更黑也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卜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里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里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里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本地治里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里成为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

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坐垫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纱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20世纪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

如今，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居民两千两百人。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不久就进入棕榈树、金合欢树和桉树的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红色土路，两侧是一些简易旅馆。乌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时代早就过去，现在想要成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如工程师、程序员、有机农夫等，最受欢迎。对于仅仅是被乌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谋生工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在路边旅馆长租一间房。虽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开销也要自己负担，但离乌托邦很近，方便成为免费志愿者。

旅馆里也住着一些有竞争力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他们住下来是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入籍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一旦成为正式居民，就肩负起某种道德责任。几乎没有随便退出的人，因为那会被视为对其他居民的严重伤害。

随着离“黎明之城”越来越近，骑着小摩托车的居民也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戴着头盔、目不斜视、眼神极其平静（想必内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一份常住居民统计。除了印度人和欧美人，这里还有几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我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同胞，不过听说她此前是一位全职太太，再之前是大学的社会学老师。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业是种菜。

对于乌托邦，我心中一直颇为矛盾。我欣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情怀，但又对任何集体性的乌托邦充满疑虑。

在我的想象中，乌托邦一定要在相对寒冷的地方——苏格兰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罗笔下的湖畔。当然，必须是一个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风雨凄凉，屋内的壁炉燃烧着木柴，边桌上还放着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看书看累了，就抬起头，看看窗外的荒野，看着雨点打在玻璃上。对我来说，乌托邦就是无条件地超脱于恶劣环境，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澄澈。

这么看，“黎明之城”显然太热，也太大了。它占地二十多平方公里，还在不断扩大。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购置建设所需用地。

这里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虽然骑着摩托车的居民“嗖嗖”飞过，但是没人会为了挣几卢比停下来。实际上，居民们大都觉得金钱没什么用。对拜金主义的厌恶，正是他们抛弃世俗世界，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路边没有卖饮料的小贩，也没有“西瓜神庙”。当我走到标志性建筑“灵魂曼荼罗”时，灵魂中对乌托邦的憧憬，多少因为又热又渴而受到磨损。

“灵魂曼荼罗”是一个巨大的圆球，覆盖着金色花瓣状的圆片，酷似科幻电影中的宇宙飞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会来这里进行集体冥想。人们告诉我，这里存在“母亲”的原力，能够唤醒冥想者内心的灵性。

在这个炙热的午后，还是有二三十个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正面对金球，闭目冥想。为了不干扰他们吸收原力，我轻手轻脚地从旁边绕过，然后围着“灵魂曼荼罗”转了一大圈。

正是以“灵魂曼荼罗”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区、工业区、文化区等不同区域，呈辐射状发散出去，构成整个乌托邦世界的图景。

路上，我碰到一个和我一样在转圈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麻布长袍，光着脚。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起，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科技公司的财务总监。五年前，他对硅谷生活感到幻灭，于是辞掉工作，开始环游世界。他先后去了南美、非洲、东南亚，最后来到印度。

“人类正面临一场危机，”他对我说，“从恐怖主义、饥荒到朝核试验，全都是这场危机的表征。”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经开始储备粮食，购买枪支，建造避难所。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打算躲到避难所里。不过，他觉得这不是办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说，“只有印度哲学能够解释目前的文明崩坏，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他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那套关于印度哲学的陈词滥调。

“所以你已经决定要搬到这里？”我最后问道。

“我需要一个决断。”他一字一顿地说，像在念一句咒语。

所幸，“黎明之城”还没有最终取消货币，我得以用现金在一家咖啡馆买到水和面包。

咖啡馆附近，有一片活动房似的简易宿舍。在新建设用地购置下来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这里。透过纱帘，我可以看到屋内极简的陈设。我问美国人觉得怎么样。他说，物质条件当然比不上加州，但“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难听到憧憬或赞美之外的评价。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确实找到了乌托邦，认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决断”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支撑人们坚持下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乌托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本身。

离开“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壮观的露天垃圾场。

炎热的阳光下，布满垃圾的大地闪闪发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们说“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于印度。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接纳这样的实践。但是，乌托邦与地狱仅仅一线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会出现在印度。我甚至觉得，两者的并行不悖，各自的理所当然，才是这个国度的现实。

大巴进入空旷的原野，间或有印度教神庙打破单调的景色——那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在印度的这些日子，我已经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庙，闻了多少熏香。我的脑子里满是神庙中裹着围腰布、穿着纱丽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贫穷、挣扎和古老的种姓歧视依旧无处不在，那些神庙都想在人们灵魂的缝隙中塞入这样一个观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为还有来生。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而大巴摇摇晃晃地驶向终点——金奈。

金奈的傍晚

上午10点，金奈的气温已经接近四十度，我只好待在旅馆里，等到黄昏时分再出门。

暮色中的城市，散落着殖民时代的建筑，陈旧而高大。我坐着摩的，穿行在老殖民建筑和更加破败的新建筑之间。

街上到处是人，喇叭声此起彼伏，但晚风是凉爽的。我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这个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坐落的不是金奈，而是那个更为古老的城市马德拉斯。它就像一顶闻名遐迩的王冠，被人注视、议论、赞美和诅咒，如今已经落满灰尘。

在殖民时代，马德拉斯是整个南印的中心，1856年就有了第一条铁路。现在这里则是“印度的底特律”。女部长贾亚拉利塔任职期间，引进了福特、现代等数家大型车企。虽然美国的底特律已经衰败，但这里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想必可以继续繁荣下去。

来到金奈，最震惊的还是这里到处都挂着贾亚拉利塔的画像。这位曾经的电影明星，于20世纪80年代从政，先后五次当选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

在金奈的几天里，我看到过以她名字命名的平价餐厅，买到过印有她头像的矿泉水，更看到无所不在的她的画像和海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印度第六大城市，凡是能贴东西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贾亚拉利塔的海报。

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旧海报上叠着新海报。不同的拍摄时间，不同颜色的纱丽，相同的是主角贾亚拉利塔。她的脑门上点着吉祥痣，双手合十，露出母亲般的微笑。

在崇拜者眼中，贾亚拉利塔是“阿妈”。尽管从政期间，“阿妈”数次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到检方指控，甚至还在狱中服刑。但神奇的是，人们完全不以为意。她一顺利出狱，或者仅仅是申请缓刑，就马上能够凭借巨大的威望，重新当选首席部长。

“政治家都是骗子！”在很多国家旅行时，我都听到过类似的论调。人们愤愤不平，认为腐败是国家的毒瘤和耻辱。但在这个有十三亿人口的民主国家，情况似乎并非这样简单：在印度，受过犯罪指控的政治家比没受过指控的，竞选获胜的概率高出三倍。在印度国会下院中，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议员受到过犯罪指控，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为什么贾亚拉利塔犯了贪污罪，人们还要选她？”我问金奈人。

回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她能不坐牢，说明她有能力！”另一种说法是：“只有贾亚拉利塔能把事情办成。”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官僚系统。要办成一件事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们即便受到指控，等到真正定罪也需要十年以上。

政府在行使基本职能方面同样缓慢。我看过一份统计：建造同样一座火力发电厂，中国需要两年，而印度需要五年。在如此微妙的社会，普通百姓更需要“能把事情办成的人”而不是“品德优秀的人”。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证明自己有能力办成事的政客，反倒成为选票的宠儿。

贾亚拉利塔的威望建立在底层民众的支持上。尽管她的养子的一场婚礼就耗费数百万美元，十五万人参加也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她也的确办了很多好事：向支持者免费分发笔记本电脑、电扇和香料研磨器；用黄金为贫困女性补贴嫁妆；出台法规为变性族群提供每月一千卢比的最低生活保障。

贾亚拉利塔还早已提出过泰米尔纳德邦2023年的发展愿景，许诺将居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一万美元，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让该邦成为印度的知识中心和创新中心。

这一系列政策，都可能因为贾亚拉利塔的去世而化为泡影。因此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五百九十七位民众，听闻贾亚拉利塔去世后，悲伤过度而死；还有两百万民众参加贾亚拉利塔的葬礼，哭泣着为其送行。

贾亚拉利塔的遗体，被放在檀香木做成的棺材中，埋葬在金奈的马里纳海滩。我也去了那个海滩，并且看到了受惠于贾亚拉利塔的变性舞者——海吉拉。

金奈的发展与马里纳海滩息息相关。正是从这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马德拉斯的殖民。1914年，德国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炮击港口的储油罐，让马德拉斯成为“一战”中唯一遭受攻击的印度城市。

路易斯·拉尔夫的电影《埃姆登巡洋舰》讲述了这样一段插曲：在袭击马德拉斯前，“埃姆登号”劫掠了一艘船上只有一百五十箱香皂的印度货轮。消息传到印度后，香皂公司灵感大发，在加尔各答的《帝国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毫无疑问，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知道“印度河号”上装载了一百五十箱西北肥皂公司出品的“极乐世界”牌香皂，所以进行追击。现在，“埃姆登号”上的船员和他们的衣服都变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发现马里纳海滩上同样充满类似的印度式顽皮。

海滩上没有一个人穿比基尼，但有很多穿着纱丽的女人站成一排，让海浪冲刷脚踝。这种事哪个海滩都有，但在马里纳海滩，已经发展成一种自发性的集体行为。

这些女人中，有的是已经驼背的老太婆，有的是还没上学的小女孩。她们并肩站在一起，面对着大海，既不说话，也不动弹，只是提着纱丽的下摆，任由浪花冲击过来。她们只在浪头触及身体的瞬间，才微微颤抖一下。

那像是一种入魔仪式，仿佛所有人都在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中。我在海边晃荡良久，而那些女人也一动不动地站了那么久。直到夜色沉沉，将她们五颜六色的纱丽完全吞没。

海边十分热闹，有各色人群。我遇见三个海吉拉。

大概是海吉拉。穿着纱丽，画着妖冶的浓妆，但掩饰不住男性化的特征。我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她们一直盯着我。我转身，发现她们仍然在看我，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可以拍照吗？”

“Money,money！”个子最高的海吉拉说。其余两个像女人一样嬉笑，但显然不是女人。

“你们住在金奈吗？”

“对，不过我们明天去一个村子跳舞。”

“跳什么舞？”

她们笑得更开心了，上下打量着我。

我拿出一百卢比，递给高个的海吉拉，然后做了个照相的手势。

“不行，两百卢比。”她尖声说。

我又给了她一百卢比。

“明天去看我们跳舞？”

“在哪儿？”

“一小时大巴。”

“太远了。”

“不远！”

“祝你们好运。”我微笑着，然后转身离开。

我听见她们在我身后笑着。其中一个还像揽客的女人那样，用压低的公鸭嗓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儿？回来！回来！”

我走出海滩，打了一辆出租车。街上到处是睡在路边的人，还有女政治家贾亚拉利塔无处不在的画像。只是这一切都像是古老舞台的布景，渐渐消失在灯光黯淡的剧场。

“去哪儿，先生？”司机问。

我报上一家餐馆的名字。

车厢里放着欢快的泰米尔歌曲，晚风从摇下的车窗中灌进来。

我回想着这次旅行，从孟买的清晨到金奈的傍晚，并试图思考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我渐渐发现，那些吉光片羽最终只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像细沙一样沉淀在心底的东西。它们将随我一起离开印度，返回属于我的世界，返回那个旅行结束后终须回去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