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扬帆，亦无号角，“安纳塔拉之歌号”从曼谷的码头起航。
这是雨季来临之前的曼谷，湄南河的水位还不高，却依然浩荡。浪花拍打着柚木船舷，像摇晃一件精致的玩具。我看到加拿大夫妇握住对方的手，脸在风中漾满笑容——那是船刚启动时，风与浪、动与静、引擎的震颤、河水的气息，共同营造的喜悦之情。
起航是具有仪式性的一刻。在这艘改装自拥有百年历史的运米船的游轮上，侍者一边欢迎我们登船，一边献上冰镇草本饮料。他们穿着淡黄色的制服，有泰国男人特有的温柔神态。与之相得益彰的是船外的风景：湄南河畔集中了曼谷大部分的高楼大厦、豪华公寓和涉外酒店。晃眼望去，这座21世纪的东方城邦，给人一种简朴版的曼哈顿之感。某种程度上，泰国的全部实质——它的历史、性格、态度——也都体现在这条大河上。正是在这条河身上，泰国发现了自身的典型形象。
我在风中喝着饮料，看着半岛酒店和对岸的香格里拉酒店，旁边是低调的文华东方酒店。约瑟夫·康拉德、毛姆、约翰·勒卡雷、格雷厄姆·格林都曾在这家东方酒店里，一边眺望河上的风景，一边啜饮苦艾酒，消磨着亚热带漫长的夏日。
那是19世纪末。东亚公司的创始人汉斯·安德森雇用了一位意大利设计师，将这个海员避难所改建成酒店。当年的曼谷一定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旧日气息。到处是中国人，密集的交通，永无休止的喧嚣，而作家们相信只要再待久一点，这座城市终究会交出自己的秘密，如毛姆所说“终究会给你些能吸收的东西”。他们来此寻找东方魅惑，却不知暹罗的统治者正致力于将这里变成一座完全西化的都市。两股潜流激荡了一百年，几乎构成泰国的近代历史。还有什么比在湄南河上航行，更能体验这种时光穿梭呢？
我们抵达黎明寺，又称“郑王庙”。它是曼谷最著名的寺庙之一，可追溯到大城王朝时期。我们将在这里稍作停留，在向导的陪同下进行游览。
黎明寺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一座高八十二米的高棉风格的佛塔。它静静地矗立在湄南河畔，表明吴哥美学曾经多么深刻地影响过东南亚。但是对于泰国来说，更为彻底的影响始终来自缅甸和中国。
1767年4月7日，缅甸军队攻破暹罗古老的首都大城，摧毁整座城市，只留下一堆瓦砾。暹罗国王也在逃亡途中饿死。一个叫达信的年轻将军，成为暹罗抵抗运动的领袖。他是一个华人父亲和暹罗母亲的儿子，卓越的领导才能、勇气和视野使他脱颖而出。他率军向东南进发，赶走缅甸军队，在之后的三年里，几乎收复大城王朝之前的全部疆域。但是他没有选择返回大城，而是在今天的曼谷营建新的首都。黎明寺就是在那时被定为圣殿，还有一座皇家宫殿和一座寺庙被建起用于安放玉佛。
达信的血统，让他赢得华人的支持，也极大促进了暹罗同中国的贸易。我登上佛塔，看到那些花卉图案的马赛克，它们使用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国碎瓷片。越过围栏，可以看到笼罩在薄雾中的曼谷。因为站在高处，喧嚣和人群都被隔得很远，好像肉身飘离了躯壳。想到战争竟然只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着实令人一阵恍惚。
达信将军因其才华和功勋，受到泰国人的敬仰。他是现代泰国的缔造者。在他统治的十五年里，暹罗重新凝聚了统一的力量，也逐渐开始形成“暹罗人”的民族意识。黎明寺里供奉着达信的雕像，我忽然发现他的名字与泰国前总理他信相同，于是告诉向导这个发现。
“他信曾经欺骗民众，说他就是达信的转世，其实完全是胡扯。”华人女向导一脸不屑地说。
我差点忘了，曼谷可是他信反对派的大本营。正是这些反对者，使得他信不得不流亡海外，也让他的妹妹——美丽的前总理英拉一筹莫展。
离开黎明寺，我们乘游轮来到相距不远的皇家游艇国家博物馆。这里堪称曼谷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博物馆藏有许多装饰华丽的镀金船只，船头雕刻精美，体现出精湛的手工艺。我看到那艘国王私人御用的平底船，它建于1911年，以神话中的天鹅为原型，以一棵完整的大树为船体。国王拉玛九世在世时，每年都会带着皇室成员，乘坐这艘游艇巡游湄南河，接受两岸人民的仰慕和欢呼。
在泰国民众心中，皇室无比神圣。和达信一样，今天的泰国皇室也拥有中国血统。在达信统治的最后时日，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祈祷、禁食和冥想上，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达到在空中飞翔的目的。他让僧侣承认他是神，拒绝服从者会被鞭打或发配做苦力。最终，一场政变结束了达信的疯狂。达信的将领昭披耶·却克里接过了皇位，而达信被捆绑在天鹅绒袋中，以檀香木击颈的方式处死。却克里被称为拉玛一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暹罗。
回到船上，侍者早已准备好姜汁毛巾和冰水。“安纳塔拉之歌号”也渐渐驶离曼谷，溯流向大城而去。
船速始终保持在十公里每小时，不疾不徐。经过一座水上集市时，我发现晨时繁忙的景象已经不在，但可以看到建在水上、有着红瓦屋顶的房子，其间夹杂着生锈的铁皮小屋。河的两岸是烟树田地，经过某个村子时，村中佛寺的尖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在甲板上休息，等待着船上的第一顿午饭。与我同船的除了那对加拿大夫妇，还有一个英国大厨和他的马来西亚籍妻子，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加拿大男人独自坐在船头，神情不无忧郁。他的妻子坐在甲板后部，托腮望着河水。游轮大概更适合恋爱中的人们，而不是老夫老妻，所以看到独自旅行的我，加拿大男人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错觉。他主动告诉我，自己是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来泰国旅行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生活因此有了更多余裕。他算是典型的加拿大中产阶级，做投资生意，喜欢钓鱼、打高尔夫，身材壮硕，肤色晒得很健康。他曾和生意伙伴来过北京，与一家锡矿公司商谈。生意没能谈成，只记得每晚被对方宴请，喝酒，然后不省人事地回到酒店。
“有意思的经历。”男人在多年后总结，时间的河流显然已把那些不愉快的沙砾沉淀。他继而感叹加拿大华人的富裕。他住在温哥华，有很多邻居是近些年从中国来的移民。
“以前总觉得美国人有钱，现在看我那些中国邻居花钱……”他搜寻着词语，“真像粪土一样。”
刚说到“粪土”，侍者已将餐具摆在桌子上。大家相继就座，喝起冰镇的巴黎水。侍者端上鲜虾春卷、黄咖喱羊肉和烧汁虎头虾，搭配双色米饭和甜品。我们在河风的吹拂下享用午餐。
此时，“安纳塔拉之歌号”正经过暖武里府的陶瓷岛。这里居住着泰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孟族。他们擅长用河里细腻的黏土制作陶罐。午饭过后，加拿大夫妇和英国厨师回船舱睡觉。英国单身妈妈也回房了，因为孩子把她弄得精疲力竭。她离开时，加拿大夫妇的目光中充满怜悯。甲板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马来西亚太太。在这样的一艘船上，一旦与同船乘客相识，很难不发生交谈。这正是游轮的特别之处，人们总是带着一点社交性去的。不像在飞机上，即便你与陌生人相邻而坐，也难得说上一句话。
马来西亚太太已随夫姓，改称“布朗太太”。她在曼谷的一家酒店集团工作，拥有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两国护照。布朗先生虽生长在暗黑料理国度，却主攻法国菜和意大利菜。他有一个大肚腩，因为笃信“瘦厨子无法取信于人——尤其是英国的”。他们在澳大利亚工作时相识，布朗先生是厨师长，布朗太太是酒店公关。这对跨国组合在澳大利亚的猎人谷购买了房产，准备退休后回去养老。
“我受不了英国的天气。”布朗太太直言不讳。
“据说天气不好是英国当年海外殖民的主要动力。”我说。
离开澳大利亚后，布朗夫妇先后去了毛里求斯、马尔代夫和泰国的芭堤雅工作。她显然对跳槽颇有心得，对如何在工作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样充满亚洲女性的智慧。如今，她在曼谷拥有非常好的薪水和待遇，这一切都是她精研合同条款，同酒店逐一讨价还价的结果。在曼谷的公关界，她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有学校专门邀请她去讲座，为那些初出茅庐的学生指点迷津。
“学法律的知道自己将来会做律师，学金融的知道自己将来会进银行，但学公关的都很迷茫，他们更需要得到人生和职业上的指导。”布朗太太说。听上去似乎言之有理。
英式下午茶后，我们在巴吞孔嘉寺停留，给河中的鲤鱼喂食。行程备忘录上写道：“于简单的善事中修福积德。鱼儿得到喂食，进而孕育生命，暗合佛教生命轮回之道。”于是人们慷慨地扔下大块面包，引起鲤鱼间的混战，整片水域顿时像开锅一样。
日落时分，我们到达萨马基亚兰寺，将在此停泊过夜。夕阳下，古寺充满沧桑之感。庭院里挂着僧人的袈裟，在风中翩翩起舞。浑圆的落日沉入地平线之下，而大河渐渐被夜色笼罩。船上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晚餐之后，我们坐到甲板上，喝着鸡尾酒，望着久违的星空。最后，人们相继回舱休息，甲板上只剩下我和孤独的侍者。当然，还有头顶的一枚弯月，两岸的星星灯火。暮色中的河水如绸缎一般，微风轻柔地拂过岸边的水草。
晚上，我睡在船舱舒适的大床上。河风透过百叶窗吹进来，让人心旷神怡。船身不时轻轻晃动，可以听到河水潺潺的声音，以及从远方隐隐传来的汽船马达声。
这是湄南河的夜晚。
清晨早起，与寺中的僧侣一起祈福修德。泰国的佛教信徒相信，通过祈福修德，能够获取快乐、和平与轮回转世的机会，为万物带来和谐的一天。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与东方神秘相遇的一刻，我则没那么好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斜倚在甲板的躺椅上，徐徐穿过泰国的乡村，看着河上的生活场景缓缓漂过。
一顿地中海风味午餐后，我们终于抵达大城。1350年至1767年，这里作为大城王朝的都城长达四百一十七年。向导对我说，在泰国人心目中，大城王朝的地位就如同唐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很多人称这里为“大城”，但我始终觉得“阿瑜陀耶”这个名字更适合。“阿瑜陀耶”是梵语，意为“不可战胜的城市”。在鼎盛时期，大城吞并素可泰王国，控制以清迈为首都的兰纳王国，连曾经不可一世的吴哥王朝也对它奈何不得。大城向中国皇帝献贡沉香、象牙和犀角，中国则回以丝绸、瓷器和丰厚的商业利益。郑和的舰队两次经过这里，当地人为此修建了一座十九米高的坐佛，供奉在三宝宫寺里。
来三宝宫寺朝圣的主要是泰国华人。他们的祖辈大多来自广东和云南。我的向导祖籍潮州，能讲一口标准潮普，尽管是二代移民，却还保留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进来后，她坚持让我拜一拜，因为这里“非常灵验”。
“哪方面灵验？”我问。
“你先拜，一会儿告诉你。”她神秘地一笑。
等从大殿出来，我才发现门外就是一个卖彩票的摊位。很多人拜完出来，都会买张彩票再走。
“非常灵验。”向导说。
我买了一张，夹在书里。因为不懂泰语，一直没有查阅结果。
从三宝宫寺出来，午后的阳光十分毒辣。我们乘车从一处遗址到另一处，游览了菩斯里善佩寺、玛哈泰寺、拉嘉布拉纳寺，而这只是大城原有的四百座寺庙中极少的一部分。
漫步在大城的遗址，到处是无头的佛像和断壁残垣。我试图在脑海中勾勒这座城市昔日的繁华，但知道那一定超出我的想象。向导告诉我，当时很多佛像的体内都藏着金叶，或体表镶着金箔，而这为大城埋下祸根。为了得到这些金子，笃信佛教的缅甸军队在破城后，不惜将佛像斩首，将金箔熔化后带走。
缅甸与暹罗的角力绵延数个世纪。早在1569年，大城就被缅甸军队攻克过一次。但在纳黎萱国王的领导下，大城又再次中兴。那时也正是东南亚的“商业时代”。依靠海上贸易起家的大城，成为整个东南亚的经济中心。大城周围残存着日本、荷兰和法国人的居住区。在众多游记中，大城被描绘为一座世界性的都市。17世纪80年代，大城的那莱王和波斯、法国、葡萄牙、梵蒂冈的统治者互派大使。他热衷于消费舶来品，从法国订购小望远镜、奶酪、葡萄酒和大理石喷泉。路易十四送给他一个地球仪作为礼物。那莱王最有权势的部长是一个希腊人。这位名叫康斯坦丁·华尔康的冒险家，在国王死后参与宫廷政变，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我们来到邦芭茵夏宫，在这里重新登上“安纳塔拉之歌号”。在大城漫步了一下午，再次回到船上，令人感到惬意。我坐在甲板上，等待黄昏来临。加拿大男人独自坐在暴晒的遮阳棚外，仿佛只有那里绝对安全，不受侵扰。
“你干吗不坐进来？”他太太问。
“我想晒日光浴。”加拿大男人说。他戴着遮阳帽、墨镜，还用冰毛巾敷着脖子。
“你会得皮肤癌的。”
“不会，亲爱的。”
双方陷入长久的沉默，而我想起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一段话：
“他们结婚三十四年，最大的成就便是学会互相容忍。他和妻子有一句格言：你可以通过舌头上牙印多少来判断婚姻的健康状况。”
在邦芭茵夏宫的后花园，有一座纪念拉玛五世（即朱拉隆功）的第一位王后苏喃她的大理石塔。1880年，王后和她的女儿在旅行归来的途中溺水。侍卫们看着怀着孕的王后和年幼的公主徒劳地在水中挣扎而死。当时的暹罗法律禁止朝臣接近王后，所以没人敢去救她。
溺水事件之后，拉玛五世开始改革。他或许意识到一个古代帝国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要付出多少代价——王后的溺水而亡，正是这个痛苦过程的隐喻。除了废除上述荒谬的法律，拉玛五世还废除了奴隶和徭役制度，建立起薪水制的官僚体系和警察队伍。他开始向西方学习现代化，并亲自访问欧洲。在欧洲旅行期间，他写信给女儿。信件汇编成一本《远离家门》，里面有不少对国家发展的洞见。曾几何时，暹罗的精英们更为敬仰中国，但这种吸引力最终慢慢消失。
我发现，这种价值观上的转向同样体现在邦芭茵夏宫的美学风格上。从欧洲归来后，拉玛五世重建了大城王朝时代留下的宫殿。如今，除了一座中式风格的宫殿外，这里还有罗马台伯河的复制品、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甚至哥特教堂风格的佛寺——从外形看，这座佛寺完全是一座英国乡间教堂的模样，拥有彩色玻璃和穿甲胄的骑士，可当我走进去，却发现里面供奉的是佛陀！还有一个老和尚在打坐……
对于泰国人来说，这种混搭之风打动人心。我看到不止三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白色的裙子，美丽的笑容，一阵照相机的咔嚓声。在泰国，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能拍出身在欧洲的效果？或许，这也是拉玛五世的梦想吧。
向导告诉我，拉玛五世登基时，泰国的国土面积是现在的两倍。在他执政的四十二年里，被迫放弃四十五点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将如今的老挝和柬埔寨西部的马德望、暹粒割让给法国，把马来半岛的部分省份割让给英国。
“但不管怎么说，他成功地维护了泰国的独立。在整个东南亚，只有泰国没有成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我们乘着“安纳塔拉之歌号”回到曼谷。我坐在甲板上，望着两岸的风景，望着大城慢慢远去。在这里，湄南河还是半透明的藏青色，就像那个曾经的帝国，简单而纯净。但我已经知道它的命运：河水将一路流向曼谷，流向21世纪的城邦——任何缅怀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