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的枪声
从地图上看，菲律宾是太平洋上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岛屿，岛屿之间均有渡轮连接，而且票价不贵。这让我想以乘船的方式，进行“跳岛”(Island hopping)旅行。
我的“跳岛”计划从吕宋岛的马尼拉出发，一路向南，经过民都洛岛、长滩岛、班乃岛、内格罗斯岛、宿务岛，最后抵达离棉兰老岛很近的薄荷岛。我想看看每座岛的不同风情，在偏僻的海滩或者热带雨林中隐居、读书，兴之所至地游泳、潜水、观鲸，看一场著名的斗鸡比赛……
这样一趟旅行花不了多少钱。我刚翻译完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版税也该到了。我办好签证，收拾好行李。这时，一位在菲律宾工作的朋友发来一个VICE的视频，拍的是菲律宾猖獗的毒品犯罪。
“我知道你旅行时喜欢去偏僻的小巷，但在菲律宾一定要小心。”朋友说。
“我可是从利马和马拉喀什的贫民窟活着回来的人！”
“菲律宾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里的毒贩和警察都喜欢开枪。”
我收下朋友的忠告，但坦白地说，没怎么放在心上。结果，到马尼拉的第二天，子夜一点，正躺在旅馆床上的我，就被枪声惊醒。
“啪啪”——那是两声巨大、突兀，但又有点干瘪的声音，像是贝都因人在沙漠里抽鞭子。接着，周围又恢复平静。只有汽车声隐约从窗户缝钻进来。
我确定那是枪声，于是一跃而起，快步走到窗前。我的房间位于旅馆顶楼，望出窗外可以看到零星的灯火和不远处住宅区的轮廓。住宅区旁是一片黑压压的平地，有树木的剪影。白天路过时，我知道那里是市中心的一座墓园。
我想，说不定枪声就是从墓园传来的，有毒贩在那里交易，中了警察的埋伏。在电影里势必会有一场枪战，一场在马尼拉贫民窟屋顶上的跑酷，但那只会在电影中发生。现实世界里，只有两声枪响：干脆、短促，然后一切戛然而止，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之所以想到毒贩，是因为充满争议的缉毒行动，正在菲律宾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由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发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击毙七千名毒贩和嫌疑人。菲律宾的报纸上充斥着毒贩喋血的照片，有些毒贩的脖子上还挂着警示他人的牌子。这引发国际人权机构的一片质疑和声讨。
我在报纸上看到，警察正在马尼拉的贫民窟进行所谓的“敲门认罪”行动。他们走访与毒品有关的家庭，敦促这些人主动自首。政府报告说，在行动的前两个月，就有多达七十万瘾君子自首——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自首行为，连吉尼斯世界纪录都颇有兴趣。
马尼拉的治安似乎到底有了些起色。第二天打车去因特拉穆罗斯的路上，出租司机告诉我，现在晚上也敢拉活儿了。
“以前在僻静的小巷里，到处是醉鬼和抽烟、吸毒的人，最近几乎看不到了。”
当听说我从中国来时，他略带调侃地笑道：“哦，我们总统最好的朋友！”他指的是杜特尔特上任后不久的“破冰”访华。
在马尼拉迷宫般的街头，仍能看到杜特尔特的海报。海报上的杜特尔特年轻、庄重，甚至有点斯文，与他给人的真实印象截然不同。他敢在公众场合骂奥巴马是“婊子养的”；当记者要他澄清自己的健康状况时，他反问道：“你老婆的阴道有没有味道？给我一份报告。”
对于杜特尔特的语言和行事风格，菲律宾人倒颇为倾倒。证据是，即便如此口无遮拦，杜特尔特还是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领先竞争对手六百多万张选票。
我问司机怎么看杜特尔特。在随后的“跳岛”中，我也会不时问问碰到的菲律宾人——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在很多人看来，杜特尔特的胜利表达了菲律宾人对精英政治的失望情绪。
“民主当然是好的，”在车流中不断变挡、左冲右突的司机说，“但是并没有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你觉得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司机想了想，开始向我抱怨起马尼拉的交通。他说，因为太堵，一天下来根本赚不到钱。
“什么时候交通好了，对我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一边打轮超车一边说，看上去一点都不乐观。
我们跨过帕西格河，进入因特拉穆罗斯。在这里，司机的梦想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西班牙统治时期，因特拉穆罗斯是马尼拉的中心，遍布教堂、学校和广场，如今却像驾照考场一样空空荡荡。这里没什么汽车，没什么行人，就连东张西望的游客也没有几个。
我早就听说马尼拉没什么“像样”的景点。虽然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相继占领过这里，但是随之而来的战争又无情地摧毁一切。和汉堡、华沙、广岛一样，马尼拉也是一座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城市，仅著名的“马尼拉战役”就导致超过十万平民死亡。
那还是需要巷战的年代，易守难攻的因特拉穆罗斯沦为一片瓦砾，成为战争残酷性的注脚。这里至今都有一种被遗弃后的荒凉感。
我看了几座西班牙教堂。因为地震和战争，教堂几乎都是建了又毁，毁了又建。好在这些庞然大物对自己所经历的沧桑不事张扬，因此产生一种可以称之为“优雅”的美感。
正是弥撒时间，马尼拉大教堂的木质长椅上，坐满当地信众。牧师庄严地布道，而我站在门口，望着教堂举重若轻的穹顶，它仿佛正在劝导人们要以同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苦难。
天主教无疑是西班牙人留给菲律宾最大的一笔遗产。环顾整个东南亚，改信欧洲殖民者宗教的国家只此一地。虽然越南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其普遍性不能与菲律宾同日而语。
19世纪，菲律宾人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但是这种身份仍然与天主教的重要性紧密联系。
“Señor,Señor！（先生，先生！）”当我走出教堂时，卖纪念品的小贩追上我，徒劳地说着西班牙语，想从这个没什么人气的游客区，榨取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
我刚摆脱他，马上又有两个小男孩一言不发地走到我面前，一边伸出手，一边唱起圣诞歌。他们的衣服挺干净，看上去不像专业乞讨者，倒像是出于某种兴趣爱好的“兼职”。此时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他们为什么要祝我圣诞快乐？我一脸茫然，渴得要命。他们敷衍了事地哼了两句，转身走了。
拐角处有一个星巴克的招牌，上面黑白线条的塞壬海妖，仿佛是因特拉穆罗斯还未被世界遗忘的唯一证据。我走过去，却发现这家星巴克大门紧闭，态度像拒绝海妖的奥德修斯一样坚决。只有一个发际线严重后移的警察，坐在门外吹着电扇。
电扇是他自己带来的，包装盒刚刚拆开，牌子是令人生畏的“强悍妈妈”。不过吹着电扇的警察倒是一脸回到童年的恬静。我问他星巴克还开不开。他说：“Closed.（关了。）”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指了指有一片高楼的远方。他看起来不像个真警察，可皮带上挂着枪套，里面看上去倒是真家伙。
其实，在残留的城墙外，就有一排卖餐食的小铺，卖的都是油汪汪、黑乎乎的菲律宾暗黑料理。见我路过，精瘦的店主向我比了个胜利的V字手势，仿佛在说：“瞧，生活还不是得继续过？”
整个东南亚的饮食都堪称丰富多彩，为什么唯独菲律宾菜给人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我曾经一厢情愿地以为，这里到处都是海鲜，便宜又多，但除了一种叫“bangus”的炸鱼，普通菲律宾餐馆里几乎见不到什么海产品。
因为宿务芒果干大名鼎鼎，我以为到了菲律宾就可以大吃特吃新鲜芒果。然而，在马尼拉的大街小巷，几乎见不到卖水果的摊位。
问问菲律宾人，他们也摸不着头脑，或者说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随着旅行的深入，我才渐渐得出结论：菲律宾虽然盛产芒果，但是价格并不便宜，不是普通人可以随心所欲买来吃的。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量的芒果都被晒成芒果干，用来赚取宝贵的外汇。
我和马尼拉有一点虚无缥缈的渊源。很久以前，我有一位远房亲戚移民至此，在这里落地生根。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一个忧郁的马尼拉黄昏，我去城市北郊的华人义山看了看——这里埋葬着马尼拉富有的华人族群。
墓园坐落在一个小山包上，淡红色的薄暮中，可以看到远处城市的滚滚红尘。整个华人义山看上去就像一个死人版的贝弗利山庄，抽去其中的浮华，代之以静谧和阴森。
笔直的柏油马路旁，是一致的精致“豪宅”。除了少数天主教风格的陵墓，大多数祠堂有着中式风格的雕梁画栋，像古代有钱人家的宅院。大门两侧刻着对联，上面悬挂着“葬此佳城”，或者“陇西衍派”“颍川衍派”这样自述源流的匾额。
从这些字眼里，不难看出一丝淡淡的乡愁，还有衣冠南渡、背井离乡的悲壮。马尼拉因贸易而繁荣。来自印加帝国的金银与来自中国的货物在这里汇聚，而商业正是由这些马尼拉华人运作。祠堂里供奉着逝者的照片或祖先的画像，石质棺材上陈列着供品和鲜花。逝者的生平刻在石碑上。漫长的一生，往往化成寥寥数十字，但是开篇必要追溯祖上来自何方。
我想起黑海边上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那是古罗马人的海外属地，诗人奥维德的流放之所。我曾在那里看过古罗马人的墓地。墓志铭是拉丁文写成的，后人为其配上了解说。我记得其中一块墓碑是这样写的：
你好，过客！你停下脚步，在心中问道：躺在这里的人是谁？从哪里来？听着，陌生人，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乡和我的名字：我的祖先来自希腊。母亲是雅典人，父亲来自赫尔迈厄尼。我的名字叫埃菲法尼亚。我一生中去过很多地方，航行过整片大海……
同样是巨大文明的异乡，同样的落寞和忧伤。不同的是，康斯坦察的墓园已经沦为考古遗迹，而华人义山却比马尼拉大部分活人居住的地方都要整洁、豪华——有的陵墓装有水晶吊灯、空调，有的配备了冷热自来水、厨房和抽水马桶。
生前富贵，死后亦要荣华——这是华人心中的理想。相比之下，菲律宾的穷人则现实得多，他们住不起好房子，就干脆搬进墓园。住在这些气派的陵墓里，的确比露宿街头，或者住在随时可能被台风吹走的棚屋里要舒服得多。
果然，我听到炒锅的声音。寻声走过去，看见一个菲律宾人正在配备了厨房的祠堂里做饭。地上摊着锅碗瓢盆，一台黑色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广播。他看上去一脸平和，享受着这尘世边缘的小确幸，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从旁边经过。
华人义山很大，遍布整个山头。一座连一座的祠堂，看上去也极为相似。暮色降临，一阵凉风吹过皮肤，我这才发现自己绕来绕去，迷失在墓地里。我看到一辆轻轨从墓园一侧的大门旁经过，车厢里点着刺眼的白炽灯，挤满通勤的马尼拉人。人们面无表情，目光空洞，就像铁轨下面的墓园。火车呼啸而过，在不远处的站台上吐出疲惫不堪的人群。
我想从那里出去，搭乘轻轨，走过去才发现墓园的大门紧锁，旁边是一片未完工的瓦砾和一座废弃的祠堂。天几乎完全黑了，不知名的虫子在热带的草丛中鸣叫，火车渐渐远去，远去的声音充满孤独感。而我突然开始怀念马尼拉混乱不堪的生活。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绕出墓园，搭乘轻轨回到市区的埃尔米塔。街边的餐厅灯火通明，油脂烧焦的气味在空中飘荡。到处是灯红酒绿的招牌。小酒吧门口站满招徕生意的舞女，对你说着英文或日文。
“不来一杯吗？”一个舞女问我。
我想了一下，这或许才是“葬此佳城”的真正含义吧？
去往大帆船港的螃蟹船
离开马尼拉，我坐上去八打雁港的大巴，准备在那里换乘螃蟹船，前往民都洛岛的加莱拉港。
坐螃蟹船完全是第一次。这是一种木质小船，船舷外有两根竹子做成的浮杆，形似螃蟹腿。据说海上波涛汹涌时，螃蟹腿有助于保持船体稳定，不易被浪掀翻。
船不大，凡是能下脚的地方都坐了人。旅行指南上说，超载是菲律宾渡船事故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无论哪艘船都塞得满满当当。似乎有多少船，就会有多少人将船塞满。作为现实策略，只能系紧船员丢过来的泡沫救生衣，然后一切听天由命。
刚一出海，一个不算大的浪头就打进船舱，把侧翼的乘客淋成落汤鸡。之后，螃蟹船就像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玩具，不时被大海腾空抛起，又重重跌落。
所幸那天晴空万里，海面虽不是波澜不惊，但也没有大风大浪。晒得黝黑的菲律宾驾驶员，耳朵上别着香烟，潇洒至极地催动着引擎。超载的螃蟹船就这么半飞不飞地航行在海上。
螃蟹船的另一大特色是引擎声足以震到耳膜出血。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观察船上的乘客。我发现船上有一位肌肉极其发达的大叔。此人长着一张拉美人的黑红脸膛，穿着紧身骷髅头背心，戴着一条绿松石大项链。全船人都穿着臃肿的救生衣，像等待救济的幸存者，唯独他洒脱地把救生衣踩在脚下，不管风浪多大，船体怎么颠簸，都泰然自若。他戴着雷朋墨镜，扬着下巴，不时看看手机上发来的信息。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被砍去一节！
不管怎么看，他都更像是一个拉美毒枭或者合同杀手，在去加莱拉港完成任务的路上。他的随身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的好像也不是什么“浮潜三宝”。
在加莱拉港，我提前预订了一家潜水酒店。我不打算在这里潜水，但是凑巧看到酒店的网站，上面自吹自擂地列出自己的很多优点，其中一条是“挑逗的女侍应生”(Flirty Waitress)。
菲律宾女性素以性感奔放著称，在这样的地方还能以“挑逗”取胜，肯定功夫了得。虽说我对女生挑逗与否没有要求，但还是好奇心起，决心一探究竟。
酒店就位于加莱拉港的码头旁，是一家普通、平价、面向潜水爱好者的本地酒店。我发现，除了打扫卫生的阿姨，能称为“女侍应生”的只有坐在前台的女孩。她正吹着电扇，无聊地玩着手机。
我试着说了声“有预订”，她冷冷地抬起头，戴着牙套，很瘦，两只眼睛的距离有点远，像小牛的眼睛。
她“啪”地打开登记簿，让我自己登记。说话中规中矩。与其说挑逗，毋宁说有点冷冰冰。
当然，我的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经常如此。我也无意把自己的印象强加给读者。希望不要因为我这样的描写，就对那个女孩，乃至那家酒店丧失信心——这绝非我的本意。
况且，比起挑逗的女侍应生，我更欣赏酒店的位置。从房间窗户望出去，就是蓝色的大海和停泊在港口的白色帆船。我突然明白这里为什么叫“加莱拉港”。在西班牙语里，“加莱拉港”就是“大帆船港口”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坐在露台上喝生力啤酒，看夜潜归来的螃蟹船。大雨将至，闪电点亮远处的山峰，也照亮坠满椰子壳的海岸线。螃蟹船的大灯像一把匕首划破海面，四五个潜水者打着手电筒走上码头。一只猫看了看我，然后蹑手蹑脚地从铁皮屋顶上走过。和菲律宾的狗一样，这里的猫也瘦得不像样。
积雨云移动到穆埃列湾上空，顿时暴雨如注。住在隔壁的日本老头同时带回来两个菲律宾女孩。其中一个在走廊上看了我一眼，肩膀上露出透明的胸罩吊带。她还算漂亮，但有心事，或许再过十年，她的眼角就会出现几道美丽的鱼尾纹。
因为隔音差，那晚我睡得很不好。加莱拉港是外国年长侨民的乐园。他们来这里寻找爱情，寻找菲律宾女孩结婚。你甚至可以找到专门的网站，介绍此类经验。
整个东南亚都不乏这样的故事。在万象的湄公河畔，我碰到过一个法国老头。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来万象找老婆的。刚到不久，他就去做了一次老式足疗。当那个年轻俏丽的老挝女孩，把他的老脚捧在怀里揉捏时，他说自己一下子就爱上对方——不可抑制。
“让一个法国女人给你捏脚？”他激动得直嚷嚷，“这完全不可想象！”
港口旁边是几家面朝大海的酒吧，同样坐满喝啤酒的外国人，谈论着相似的话题。一家酒吧餐厅装修成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铺着白色餐布，点着蜡烛，但无人问津。我在这里打了一艘螃蟹船，去穆埃列湾西侧，椰林掩映下的游艇俱乐部。
那是个美妙的地方，除了停泊的游艇、山间的别墅，还有一间能够俯瞰海湾的酒吧，被厚重的热带植物包围。每到日落时分，久居加莱拉港的外国侨民，就会纷纷来到这间黄色灯泡点亮的酒吧，围着白色的吧台喝酒。
酒吧里有一张台球桌，常客都有自己固定的球杆。这天，一个大腹便便的英国老头正独自打台球，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法国小男孩。
“你愿意来一盘吗？”老头问小男孩，目光中露出期待，或许想到自己远在康沃尔郡的孙子。
小男孩的英语不好，要不就是有点害怕。老头每次说什么，他都要叫在吧台喝酒的爸爸，于是英国老头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刚才那句无关紧要的闲话。
“晚上好，姑娘们！”两个美国口音的老头走进来，对吧台的女孩说。
他们要了生力清啤，然后聊起来。其中一个人显然刚到不久，是来找菲律宾女孩做老婆的。另一个老头已经在这里结婚。他建议同伴不要找四十岁以下的女人：“那很费钱、很麻烦，而且她们还在喜欢疯玩的年龄。”
接着他开始抱怨养老金投资出了问题，必须赶回美国处理。
“我不打算带她回去，机票太贵。”他说。
在吧台坐着的人，平均年龄大概超过六十岁。头顶的电扇单调地转动着，丛林中的飞虫被灯光吸引，一次次撞向灯泡，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英国老头把最后一个球击落袋中，脸上毫无表情。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这情景似曾相识：热带丛林、大海、昏黄的酒吧、身处异乡的外国人、沉闷的日子——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东南亚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情景。与小说不同的是，现实更加苍白，更加缺乏浪漫，人物也失去殖民时代的光环。
说到底，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着的，不过是一种金钱与爱情的全球化交换。这群外国老人带着在本国已经卑微的养老金来到这里，寻找能够照顾他们下半生，但是并不爱他们的女人。
对于菲律宾女人来说，嫁给外国老头则是一种职业规划，一种现实出路，一种略有保障的人生。
游艇俱乐部的码头上响起螃蟹船的马达声。两个穿着吊带、热裤的菲律宾女孩顺着小路走上来。我一眼认出她们就是前一晚睡在我隔壁的女孩。她们化了浓妆，但掩饰不住刚刚睡醒的倦容。她们坐在吧台边，玩着苹果手机，等着什么人过来，为她们点一杯饮料。于是，我给她们要了两杯姜汁可乐，然后聊起来。
她们是两姐妹，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相对漂亮的那个是姐姐。她们的家在民都洛岛的卡拉潘，下面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弟弟。父亲欠下赌债，所以她们需要钱。两人来到加莱拉港，希望找到合适的外国人结婚，只要那个人答应照顾她们的家庭。她们的陈述轻描淡写，嘴角甚至挂着一丝笑意。我没问她们是不是也做小姐——昨晚太黑了，她们没认出我。
我问两个人有没有男朋友。姐姐说她有，在卡拉潘，但她不想见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疯狂，”她指着自己的脑袋，“而且他也没钱。”
来酒吧的人渐渐增多。一个美国老头为她们买了饮料。我决定在摆渡船停运前返回酒店。夜晚的海面空无一人，天空中是劈头盖脸的星星，只有码头上闪烁着灯火。
我突然很想知道这对姐妹十年后的生活会是怎样。她们会嫁给什么人，过上怎样的生活？我时常被好奇心俘虏，但我明白，那大概是没可能知道的。
——我很快就会离开加莱拉港，十年后与她们再次相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迷幻海滩
在廉价航空迅猛发展的今天，飞机已经承担大部分旅行的交通任务。尽量缩短路上的时间，降低旅途的辛苦程度，提高“出发”和“到达”的效率，是旅游业的基本之义。因此，除了喜欢自讨苦吃的旅行者，很少有人愿意换乘四五种交通工具，去一个像长滩岛这样国际化的地方。
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加莱拉港到长滩岛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期。长滩岛是菲律宾的第一大旅行目的地，绝大部分游客都是坐飞机去的（合乎情理），像我这样“跳岛”前往的可谓凤毛麟角。
从加莱拉港到罗哈斯港的路上，我没看见任何一个外国游客，连穿着得体的菲律宾中产阶级都十分罕见。
那天一早，我被塞进一辆核定载客人数十人，但坐了十九人的小面包车，沿着民都洛岛的海岸公路，一路向南。宁静的大海和无人的沙滩不时从窗外闪过，山上是大片大片的椰林。
车上的人各式各样：有晒得很黑的渔民，有扛着大包的农夫，有门牙只剩一颗的老伯，也有用喊叫的方式打电话的大婶。这些人之中，穿着像样衣服的只有一个（不是我）。他挤在我和一个渔民中间，是出于某种理由，要去卡拉潘处理公事的银行职员。一车人里，只有他喷了淡淡的古龙水，其他人（包括我）都是一身汗臭或者鱼腥味。
那人穿着浆洗得簇新的制服衬衫、熨烫过的裤子、干净的黑皮鞋，戴着机械手表。他一边刷新Facebook动态，一边和朋友在WhatsApp上聊天。一路上，他从没有抬过头，仿佛有一堵看不见的气墙，将他与众人隔开。那堵气墙上写着“我不属于这里”。
他在卡拉潘下了车，招手叫了一辆摩的，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只有通风不良的车厢里，依然残留着他的香水味。
中午之前，我到了罗哈斯港。这是一个安静得近乎神奇的小镇。一条灰扑扑的柏油路通向码头，有些地方正在施工。路两侧有渡轮公司的办公室和没什么生意的餐厅。我感觉有点不好。
我走到渡轮公司的办公室，两只流浪狗正趴在阴凉处午睡。售票窗口紧闭，上面挂着“已售完”的纸板。我感觉更不好了。
不过，我发现屋里其实有人。空调扇叶上上下下地摆动，这个人就趴在办公桌上打盹。我敲了敲窗户，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拉开窗玻璃。我问有没有去长滩岛的船票。他一脸迷茫，好像还没从睡梦中缓过神。于是我又问有没有去卡蒂克兰的船票。他告诉我，下午4点有一班，而且票没售完。实际上，票一张都没卖出去，因为整个航行取消了。
“船出故障了。”他有点兴奋地告诉我。
“下一班是几点？”
“晚上，10点，”他微笑着，“6点开售。”
这意味着我还要在这个无聊的小镇度过十个小时。到达卡蒂克兰的时间将是夜里两点。如果足够幸运，我还能找到深夜载客的螃蟹船，把我送到长滩岛的码头。如果没那么幸运，我就得在码头挨过一夜，等待天亮。
午后的小镇酷热难耐，一切仿佛都睡着了。除了几家餐厅、一个破败的台球房，也没什么可去的地方。乐观的一面是，这地方没人拉客，因为什么都没有。不幸滞留在此的都是等待渡轮的旅客，而这样的倒霉蛋那天不多。更确切地说，好像仅我一个。
当然，也有拉货的卡车司机，正等着把货车开上渡轮，开往别的岛屿。货车整齐地停在码头上，司机全都不见踪影，想必有他们找乐子的去处。
我找了一家餐厅坐下，吃了鱿鱼炒面，喝了生力啤酒，看到街对面的旅馆门口挂着“空调、热水、钟点房”的招牌。
老板是一个粗声粗气的中年妇女，喉结很大，骨骼清奇，五官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她应该是一个异装癖或者变性人——两者在菲律宾都很常见。房价公道。更主要的是，我也没有别的去处。
就这样等到太阳落山。再出来时，街上已经点起路灯。我发现，街上的人明显多了，还出现几个外国背包客游魂般的身影。我这才注意到，离码头稍远的街边，有几家新建的酒店，看上去比较高档，明显是服务游客的。
但是，酒店再豪华，大概也很少有人愿意在此过夜。毕竟罗哈斯是个一无所有的地方，而长滩岛就在海峡对面。这些酒店存在的基础，就是海上阴晴难测的天气和时常故障晚点的渡轮。
但是这一次，晚上10点的渡轮如期而至。巨大的钢铁家伙，装进去几十辆大卡车也不在话下。海上一片漆黑，一路上都能听到涡轮搅动海水的巨响。
四个小时后，我看到远方出现一条狭长的、五颜六色的光带——那是长滩岛西岸的灯火。已经将近夜里两点，岛上还是一片繁华，国际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海鲜烧烤的白烟冉冉升起，迪厅舞曲的节奏震颤着夜空，啤酒和鸡尾酒正被无数扭动腰肢的男女喝下，以便为之后的活动提供动能。
在经历罗哈斯的萧条后，这一切多少显得有些不真实。长滩岛仅是一个七公里长，腹地只有一公里宽的小岛，可它吸引了所有资源。这里有全菲律宾最好的餐厅，最活色生香的夜店，最与国际接轨的酒吧。站在黑暗的大海上眺望长滩岛，我深切感受到某种隐喻——整个菲律宾都沉睡在无边无际的“现实”黑暗中，唯独这座人工雕琢的热带乐园，好像海上的灯塔，永远不会熄灭。
我顺利抵达海边度假村——长滩岛的螃蟹船和摩托车都是通宵营业。这是来到菲律宾后，我第一次体会到旅游城市的便捷。
不过长滩岛这样的地方，自有其运行法则。那就是：只要你肯花钱，就会受到礼遇；你花多少钱，就得到多少服务。
长滩岛的一切明码标价，通过价格区分不同档次，提供大致符合该档次的服务。虽然这就是当今世界的运行逻辑，并不稀奇，但长滩岛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袖珍小岛，这种逻辑体现得格外露骨，不免让人瞠目结舌。
花几十块，你可以住在岛上不靠海的普通民房里。多花一百块，可以住进不靠海但稍有设计感的度假屋。再加两百块，可以住到海边小旅馆。但与小旅馆享有同样风景，仅几步之遥的中等规模度假村则要再加两百块。中等规模度假村旁边是一座大型度假村，有自己的餐厅和SPA，房间也更宽敞，价格至少需要再加一百元。如果把大型度假村的价格加倍，就可以拥有一片私人沙滩和面朝大海的小型别墅。终极梦幻是不仅拥有一片私人沙滩，还能独占一座山头，价格自然也相应翻倍。所谓成熟的旅行目的地，大抵就是这样。
此外，成熟的旅行目的地还有另外一大利器，那就是将几个原本没什么吸引力的项目打包出售。长滩岛的旅行社经营多种套餐，从潜水、卡丁车，到跳伞、风筝冲浪，但最流行的无疑是“浮潜加跳岛”套餐。
我参加了这样一个当日往返的“浮潜加跳岛”旅行团，同行的有六个韩国人、两个中国台湾人、两个澳大利亚人、两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巴西人。螃蟹船将我们载到长滩岛的近海，然后停在海面上，我们戴上潜水镜和呼吸管，“扑通扑通”跳进海里。
水下有大片珊瑚和在珊瑚间觅食的鱼群。鱼儿五颜六色，游动的身姿如同舞者。不过比起斯里兰卡和泰国南部，这里的珊瑚和鱼群的漂亮程度都不算太高。
半小时后，我们回到船上，去往下一个景点“水晶岛”。这是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小山，有一些人造景点，假如不是囊括进套餐，很少有人愿意为它单独付款。
水晶岛看上去很像一个本想开发成度假村，但不幸失败后的转型之作。岛上很多修建完好但弃之不用的茅草屋，以及一间废弃的餐厅，似乎佐证了我的推测。
人造景点包括贝壳博物馆、照片展览和历史展览。贝壳博物馆敷衍了事地陈列了一些贝壳和海螺壳，种类少得惊人。但更无聊的是照片展览。与其说是展览，不如说更像儿童益智乐园。
比如，其中一张画的下面写着这样的提示：“请在画中找出十三张人脸。”我很快找到十张，在找剩下的人脸时心想：有谁会无聊地跑到这里找人脸呢？
稍有趣味的是历史展览。除了介绍菲律宾国旗的含义（这不太有趣），还讲述了一个班乃岛山地部落的传统。
长滩岛最早的定居者是低地土著“阿提人”，与之相对的是住在山上的部落，被称为“苏洛德人”。“苏洛德”的字面意思是“内陆”或“封闭之地”。
苏洛德部落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女巫家族。家族中的某一位女孩，自降生之日起，就成为部落的公主。这位公主从小锦衣玉食，但是除了家庭核心成员和仆人外，一辈子都不能接触外人。长到十八岁时，她会与部落中出价最高的男人结婚。婚礼仪式结束前，即便是这位竞价成功的丈夫，也无法看到公主的真容。
公主一生不用劳作，唯一的使命是掌握对部落来说至关重要的史诗——以舞蹈和歌唱的形式。史诗的表演长度在二十四到三十三小时之间。也就是说，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这位公主就是苏洛德部落活着的《圣经·创世记》，她的记忆就是部落赖以存在的证据。
但是，这一传统如今濒临灭绝。因为女巫家族的年轻一代拒绝再过这样的生活。女权主义者认为，苏洛德部落的女性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人类学家则担心古老的传统将因此丧失。
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又保存原有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过，对于长滩岛来说，更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防止过度开发。
“普卡海滩还没怎么开发，不过讽刺的是，这才是这里看上去特别棒的原因。”菲律宾向导罗德里戈对我说。
从水晶岛离开后，第三个景点就是位于长滩岛西北角的普卡海滩。和白沙滩一样，这里有细腻的沙子。不同的是，除了一些贩卖饮料的茅草屋，这里几乎没有太多旅游开发的痕迹。海滩后面是一座长满热带植物的小山，椰子树在海风中摆动。
罗德里戈刚从马尼拉的一所大学毕业，在长滩岛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他的担忧是，长滩岛的资源被越来越多地开发，最终导致这里丧失吸引游客的最根本力量——自然之美。
“开发是不可逆的行为，”他说，“你开发了这片山坡，发现效果不好，可你没法说那算了，我想再回到原来的状态。那是不可能再回去的。”
罗德里戈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乘船离开普卡海滩的路上，我发现香格里拉酒店已经占据昔日岛上相对遥远的西北角，而离它不远的那片原本未经开发的山林，如今也在修建一家大型度假村。
我很难想象，仅仅三四十年前，长滩岛还没有电力供应。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阿提人定居在岛上，靠捕鱼、种植木薯和采摘椰子为生。
德国背包客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发现这里。旅行作家詹斯·彼得出版了关于长滩岛的第一本旅行读物，称这里是“亚洲最美丽的岛”。他也将在长滩岛的照片印成明信片，四处分发。到20世纪80年代，长滩岛成为少数欧洲背包客的秘密天堂，其情景让人联想到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电影《海滩》。
旅游开发随之而来，旅馆、餐厅和酒吧纷纷被建起，它们的老板就是当年第一批来到长滩岛的背包客。如今，已经中年发福的德国人、瑞士人、比利时人，依旧坐在自家旅馆的茅草屋檐下，不时和住在店里的客人感叹一番。
2000年以后，随着大批亚洲游客的涌入，长滩岛终于不再是昔日小众群体中口耳相传的隐逸之地，逐渐成为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不过，快速增长的声望也给长滩岛带来负担。比如，排水系统跟不上发展速度，一部分污水只能排入附近海域，导致绿藻的过度繁殖。如今，白沙滩一侧依旧美丽，但只要走到长滩岛东岸的布拉博格海滩，你就能看到大片被海水冲刷着的绿藻。风筝冲浪者们只能在绿藻外围的海域乘风破浪。
在长滩岛的最后两天，我常在日落时分步行到布拉博格海滩的冲浪者酒吧。远处的海面上，皮肤黝黑的沙滩男孩“嗖嗖”地飞驰而过，突然身子侧倾，潇洒地掉转方向。穿着紧身泳装的姑娘，像站在半个贝壳上的维纳斯，追逐着落日余晖。还有尚在练习阶段的风筝冲浪者，经常把握不好风向，于是风筝就会像失事的战机轰然坠海，发出一声巨响。
酒吧里放着雷鬼音乐，老板自称是当年留下的背包客。他有些自嘲地说，如今只有这片不太容易吸引游客的海滩，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当年的样子。
他指的是：没有灯红酒绿的喧嚣，只有自得其乐的背包客，幻想着自己找到了一片热带天堂。
“海鲜之都”和“糖业重镇”
在长滩岛悠然休整一周后，我坐上螃蟹船，继续“跳岛”。这回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到了对面的班乃岛，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码头买了大巴票，沿着海岸线南行，一路有山，有海，还有大片的稻田。农民牵着水牛，在田中耕作，椰林掩映着村庄，炊烟升起。三个小时后，大巴抵达一座海边小城。这是菲律宾前总统罗哈斯的故乡，也叫罗哈斯，自称菲律宾的“海鲜之都”。
比起民都洛岛上凄凉版的罗哈斯，这里的罗哈斯多少有趣一些。我到的那天下午，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西纳迪亚狂欢节，大街上挂着横幅，庆祝圣母无沾成胎。市民广场上站满准备游行的人群。广场一侧矗立着大教堂，旁边是罗哈斯市政厅。另一侧是西班牙人留下的石桥，横跨在保留着老房子的班乃河两岸。游行人群身着盛装，在鼓乐声中，边走边跳。罗哈斯总统的铜像微笑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虽然空气又闷又热，聂帕棕榈树的叶子也纹丝不动，但人们不为所动。毕竟，这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也是难得的放松。游行人群之外，还有无数贩卖零食、水果和饮料的小贩。提前放学的少男少女们，聚集在小贩四周，一边吮吸着五颜六色的冰棒，一边嬉笑打闹。我挤在围观群众中间，看着眼前的场景，听着人们呼喊口号。Fiesta，在西班牙语里是“狂欢节”的意思，而这就是西班牙人的狂欢节在罗哈斯的样子。
游行临近尾声时，一场热带大雨不期而至。我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见证街景的迅速转换：前几秒还是淅淅沥沥的雨，瞬间就变成瓢泼之势，而人们像归巢的蝙蝠，灵巧地钻进路边小摊一把把张开的阳伞下。我也躲在伞下，旁边是吃着零食的女中学生，其中一个长着好看的眼睛。刚才还喧闹不堪的街头，一下子变得异常清静。人们都以一种入迷的目光，凝视着连绵的雨水，倾听着比锣鼓更响的雨声。
然而，雨突然停了。毫无征兆。干脆异常。前一秒还是暴雨如注，后一秒就像突然拧紧的水龙头，几乎没有拖泥带水的中间过程。雨刚停下，人们就钻出花朵一样的阳伞，像风中四散飘落的花瓣，街上顿时又变得熙熙攘攘。
当晚，我在拜拜海滩吃了便宜得惊人的海鲜（老虎虾七块钱一只！生蚝七块钱一盆！），并且没有中毒。等我回到市区，狂欢仍在继续。市民广场已经变身为一座巨型烧烤场，烟熏火燎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乐队在现场演奏，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我本以为这样的热情第二天就会偃旗息鼓。但当我清晨走出旅馆，发现街上仍然到处是人，新一轮的鼓乐游行已经蓄势待发。
一个显然是通宵饮酒的女人，拿着一瓶朗姆酒，走到我跟前，要和我跳舞。
“不行，”我说，“我要坐大巴去伊洛伊洛。”
“大巴，三个小时。”她悲伤地看着我，然后自顾自地跳起来。
伊洛伊洛没有喝醉酒的女人，也没有狂欢节，老城区多少显得有些萧条。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富庶的糖业和纺织重镇，是马尼拉以外百万富翁最多的城市，是西班牙帝国在菲律宾的最后据点。
凭借着深水港的优势，当时的伊洛伊洛是菲律宾与欧洲经贸往来的中心。港口停泊着驶往全球各地的远洋邮轮。然而，百年之后，港口反而没那么繁忙。
我站在伊洛伊洛市政厅的天台远眺，发现通向港口的伊洛伊洛河就像一条没了皮带扣的皮带。我后来又来到港口，打算继续“跳岛”。昔日繁忙的港口如今仅剩几家本地渡轮公司，经营前往临近岛屿的路线。
穿过福布斯桥，来到老城哈罗区，还有一些散落在凋零市景中的老房子，能够看到一丝当年的蛛丝马迹。有些老房子已经荒废，像大象的尸骨，瘫立在街边。但从它们留下的骨架，从那些新古典主义的断壁残垣中，能看出这里过去是一片富人区。哈罗大教堂就在不远处，富商的家眷们可以轻松走到，不必车马劳顿。广场边缘耸立着孤单的钟楼，穹顶已经熏黑，石缝间长满杂草。
风光不再的马里基塔别墅依旧保存完好。它是菲律宾前副总统费尔南多·洛佩斯的私宅。别墅矗立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巷里，后院已经被开摩的的车夫一家占据。院子里散养着鸡和土狗。我走进去时，一阵鸡飞狗跳。车夫闻声从私搭的棚屋里钻出来，说只要五十比索，就能带我进去看。
五十比索，还不到七块钱，我不由得感叹区区七块钱在这里的功效。我付了钱，车夫拿出钥匙，叫来他十岁的儿子，为我打开通向过往的大门。
别墅是木质结构，有漆过的木质墙壁和木质地板。家具和陈设都维持原样，好像随时会有人回来居住。墙上挂着洛佩斯家族的照片，有费尔南多·洛佩斯和蒋介石的合影，还有他和独裁者马科斯的像章。一张桌子上摆着古老的电话、台灯和闹钟；另一张桌子上是国际象棋的棋盘，黑白两军已经列队完毕，仿佛只待指挥官入场。
别墅的采光不好，透过条状的窗棂，可以看到院子里被风吹动的棕榈树。每走进一个房间，男孩就为我打开屋顶的枝形吊灯。
“这是床，”他对我说，“马科斯睡过。”
我想起马科斯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据说伊梅尔达拥有四千多双名牌鞋、两千多副手套、一千七百多个包包。我还想起毛泽东接见伊梅尔达的照片——照片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穿着中山装，正亲吻伊梅尔达的右手。
马科斯曾经十分仰仗洛佩斯家族的势力。凭借着糖业贸易，洛佩斯家族逐渐成为控制数个领域的名门望族。尽管费尔南多·洛佩斯两度作为马科斯的竞选搭档，但他们最终还是反目成仇。
1972年，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掌控着媒体的洛佩斯家族成为封杀的对象。费尔南多被解除副总统职务，他的侄子被投进监狱，哥哥则在逃到旧金山后，含泪而终。
大概正是从那时候起，马里基塔别墅就无人居住。它和伊洛伊洛一起，褪去昔日的浮华。马科斯倒台后，洛佩斯家族东山再起。但是显然，他们的事业重心已经不在伊洛伊洛。如今他们经营着菲律宾最大的电视台，马里基塔别墅像一块凝结记忆的琥珀，继续着沉寂的命运。
在伊洛伊洛的码头，我坐上渡轮，横渡吉马拉斯海峡，前往两小时外的内格罗斯岛。和伊洛伊洛一样，内格罗斯岛上的小镇锡莱也曾经是糖业鼎盛时期的明珠。
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率先在这里种植甘蔗。随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个没什么名气的小镇，一跃成为特权阶层的堡垒，修建起众多宗祠和豪宅，聚集了一大批欧洲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不过“二战”很快爆发。日本人占领菲律宾，有钱人纷纷逃亡。更不幸的是，糖业贸易也随之衰落，并且再没有复兴。和伊洛伊洛一样，锡莱的辉煌不再，如今只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小镇。
我坐着忧伤的吉普尼前往锡莱。这种双条车是菲律宾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工具。到了内格罗斯岛，我才有勇气乘坐吉普尼。吉普尼和吉普没有任何关系。准确来说，它只是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的组合体。虽说个头比吉普车大不了多少，但马力惊人，超载七八个人不在话下，而且每个司机都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吉普尼的车身通常涂得花花绿绿，我坐的这辆上面写着可能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我是上帝的仆人。”
路上，司机一边抽烟，一边扭头和乘客嬉笑打闹。不过上帝的确展现了他慈爱的一面——至少是在我坐的这次。因为我竟平安无事地抵达。
锡莱镇不大，有一条老街，两侧都是旧房子。路边遍植着聂帕棕榈树和大榕树，很像法国在印度的殖民遗产——本地治里。很多老房子现在成为博物馆，可以随意进入。
我走进一家，发现是维克多·加斯顿家族的宅邸。他是个典型的糖业大亨，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圆桌，桌布上印着家族的族谱，已经延续七代，像一张复杂的星图。维克多有几个儿女，每一支脉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我注意到，不少后人已经移民欧美，三代以前就不再是菲律宾人。
在这里工作的何塞告诉我，加斯顿家族每隔三年都要举行一次家族聚会。届时，散落世界各地的加斯顿们都会回到锡莱祖宅。他们必须按照族谱上的颜色穿衣服，以此辨别彼此的亲疏关系。
何塞说，上一次聚会就在一个月前。锡莱镇一下子涌入上百人。他们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瑞士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当然也有菲律宾人。
“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家庭，”何塞深情地解释说，“但是他们的根在这里，在锡莱。”
我问何塞，锡莱现在的支柱产业是什么。他告诉我，附近仍然有一些甘蔗种植园，但不足以改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生活需要改善时，村民们就会举行集资，资助村里外语最好、最强悍的女性，去国外当菲佣——她们会把一部分收入寄回来，用以回报村庄。
原来锡莱早以另一种方式融入全球贸易，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糖。我向何塞表示感谢，然后走出加斯顿大宅。
街边有一家咖啡馆，写着开业于1935年。那正是锡莱最辉煌的年代。这家咖啡馆就是为当年那些不下桌的赌徒提供点心的。我进去吃了三明治，喝了红茶，同时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我决定去看鲸鲨。
观鲸之旅
我从锡莱出发，斜穿过内格罗斯岛，到达西南角的大学城杜马格特。这里本身没有鲸鲨，但它是离鲸鲨出没的奥斯洛布最近的城市。
杜马格特是内格罗斯岛上外国人最多的地方，有一种慵懒而颓废的气质。黎刹海滨大道是市区唯一的景点。这条1916年建成的林荫大道，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老式街灯。
大道一侧全是餐厅、酒吧和小旅馆，入夜后一片醉生梦死。当地的大学生整桶整桶地喝着廉价啤酒，菲律宾女人挎着外国丈夫的胳膊。在一家叫“卡萨布兰卡”的奥地利餐厅，一个奄奄一息的白人老头，正请两个微胖的菲律宾男孩吃维也纳炸肉排。空气中飘着德国小麦啤和失败情欲的味道。
在杜马格特度过一夜后，我坐上螃蟹船，横穿海峡，来到十公里外的里洛安码头。这里的海水是蓝绿色的，清澈见底。走在上岸的石桥上，就能清楚看到趴在海底岩石上的红色海星。码头很小，很晒，没人愿意在此逗留。从这里往北二十多公里才是奥斯洛布，我可以随便搭一辆沿海岸线往北开的大巴。不过从码头到公路还有一公里左右的步行距离，这就成了当地人的致富之路。
在拒绝了几个摩的和面包车司机包车的邀请后，我被一对淡黄色头发的北欧情侣拦住。两个人都是一副典型的背包客装扮——大背包、人字拖，一双脏兮兮的徒步鞋系在背包后面。两个人看上去都有点沮丧。
“你要去奥斯洛布吗？”留着维京海盗胡子的男人问我。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明拦住我的缘由。原来他们打算包车，但价格太贵，因此想找人一起分担——共享经济的北欧背包客版。
“面包车司机告诉我，这里没有去奥斯洛布的大巴，我们只能包车。”他说。
我告诉他，最多再往前走五百米就是公路，随时都会有向北开往宿务的大巴，招手即停。
“你确定吗？”
“经验告诉我是这样。”
“司机说包车两千比索，如果你愿意，可以只出六百比索。”
我在脑海中计算了一下——多走五百米，然后坐大巴，最多只要六十比索。不过我最终还是同意共担车费——他们看起来都像是大学生，可能是第一次来东南亚。
面包车司机走了过来。我对他说，三个人一千比索。他露出一副思想在激烈斗争的神情，但我知道——二十公里，一百四十块钱——他已经挣得足够多了。果然，思想斗争的表情还未凝固成型，就瞬间转为暗自窃喜的微笑：“上车吧！”
我们把行李放到车后，钻进面包车。一驶上公路就看到开往宿务的大巴。我没说话，但听到北欧情侣操着斯堪的纳维亚方言，熟练地咒骂了一声。
奥斯洛布是一个海边小镇，只有几家旅馆。结果我和北欧情侣订的是同一家。他们是挪威人，来自卑尔根，那是小小的挪威第二大城市，总的来说，生活非常安静，或许还有点无聊。所以他们喜欢看犯罪小说，喜欢热带，对菲律宾的印象也很好：“够热、够乱、充满活力。”他们告诉我，两人曾去苏格兰的奥本出海看过鲸鱼，花了超过二百五十欧元，而在奥斯洛布，观鲸的费用也就四十欧元，合人民币不到三百块钱。
“而且你还有机会和那大家伙一起游泳！”
我们在旅馆办了入住，老板是一个英语很好且说话干练的菲律宾女人。她告诉我们，渔民第二天有节日庆典，所以每天早上6点到12点的观鲸活动，要推迟到上午10点后开始。
她又对我说，10点时海上已经极度暴晒，“既然你订了两晚房，不如改到后天早上6点再去”。挪威情侣只住一晚，而且他们也喜欢晒太阳，所以依旧第二天10点去观鲸。
严格来说，奥斯洛布还没怎么开发。除了观鲸，很少有外国游客跑到这里。这里缺乏成熟的旅游项目和基础设施，反而有一种菲律宾小镇的真实感。
海边有一座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教堂，全部由白色大石头垒砌而成。教堂外面的马赛克玻璃下，立着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壁龛，摆着很多新摘的鲜花。玛利亚披着淡蓝色披肩，戴着白色头巾，双手合十，一脸凝重——因为几个菲律宾女人正在壁龛下生火，白色壁龛的底部已经被火苗熏成黑色。
不远处，有一座教堂的废墟，屋顶坍塌，只剩下白色石头的骨架。如果没猜错，这座教堂可能就是刚才那些菲律宾女人的祖母们生火时不慎烧毁的。黄昏中，我看到一个西班牙人的雕像面对着大海。这位传教士手持十字架，留着大胡子。很多年前，正是此人把天主教带到奥斯洛布，兴建教堂，并且献出生命。
暮色中的大海是青蓝色的，非常宁静。海风卷着浪花，舔舐着堤坝。几个五六岁的菲律宾小孩在水中嬉闹，风声中夹杂着笑声。
沙滩尽头有一座游乐场，但桌子上都盖着防雨塑料布。两只土狗在其间觅食游荡。除此之外，只有不知谁家养的斗鸡，单腿站在一根木桩上。我心想：一个还没怎么被旅游改造的菲律宾小镇，就是眼前这个样子。
走回镇中心，集市外已经摆起烧烤摊。我走了一圈，没发现一家像样的餐厅——或者说，那种也许干净但必定昂贵，以游客为主要客群的餐厅。倒是有一家比萨屋，不过已经关门，使得烧烤摊成为唯一的可选项目。
两个挪威人也出来觅食。他们一脸愁苦地逡巡着，似乎被烧烤摊的卫生状况和烟熏火燎吓住。他们商量几句，有点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拐进集市，买了一把香蕉就走了。
我听天由命地坐下来，点了乌贼、大眼鲷和烤茄子沙拉，又去马路对面买了啤酒。我对正在奋力挥扇的烧烤摊主说：“要全熟的！”
——在菲律宾吃烧烤，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消毒方式。
烧烤出乎意料地好吃。鲷鱼和乌贼显然都是早上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只要稍微撒点盐就非常美味。茄子烤过以后很软糯，配上洋葱和番茄碎，十分爽口。啤酒也很凉。我不由得为正在剥香蕉皮的挪威情侣感到些许遗憾。
回到旅馆，我看到挪威情侣的房间亮着灯，而院子里还有两对新来的俄国中年夫妇。谢顶的丈夫穿着大裤衩，发福的妻子穿着吊带衫。不用说也能猜到，他们正在喝啤酒，而且已经喝了不少。小圆桌上摆了六七个空瓶。旅馆的酒吧是半自助式的，啤酒任君自取，退房时统一结算。这确保俄国人可以喝到爽，也确保账单会很好看。
俄国夫妇们一直喝到大半夜，可第二天早饭时间依然神奇地出现在餐桌旁，不愧是“战斗的民族”。他们胃口很好，要了煎蛋和香肠，破例没有喝酒。健康的挪威情侣在一旁“咯嘣咯嘣”地嚼着全麦饼干。
9点半钟，他们坐上旅馆叫来的面包车，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看拉夫·迪亚兹的电影《历史的终结》。
拉夫·迪亚兹获得过第六十六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提名，是我唯一知道的菲律宾导演。他的所有电影都有一大特点：时长超过四个小时。这导致我根本没法在晚上看他的电影，因为注定会睡着。
在《历史的终结》里，一个热爱思考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法律系大学生，充满苦闷感。他像《罪与罚》中的大学生一样，怒杀放高利贷的妇人，却导致一个借贷的贫民被无能的执法机关当作杀人犯缉捕、判刑。电影中有两条平行线索：一条是杀人后愈加苦闷的大学生，另一条是渴望救赎的贫民家庭。
我决定一鼓作气地将《历史的终结》终结在奥斯洛布。不过，还没看到一半，院子里传来一阵喧哗——俄国夫妇和挪威情侣回来了。
一进门，俄国夫妇就直奔啤酒，“咕嘟咕嘟”地喝起来。挪威情侣则照例是标准的北欧式沮丧。他们有点激动地告诉我：鲸鲨今天根本就没出现！他们被骗了！在无遮无挡的海上漂了一个小时！终于在小船快要到达燃点之前放弃了！
“怎么回事？”
挪威情侣解释说，由于渔民每天黎明时在海上投喂鲸鲨，鲸鲨已经形成生物钟。它们在清晨时分到达固定海域，吃到临近中午离开。但是今天早上，渔民有庆典，没有按时出海投喂。挪威情侣估计，鲸鲨发现没人，盘桓一阵子就游走了。等他们冒着大太阳来到海上，当然什么都看不到。
“鲸鲨的智商很高，当然不会永远在那里傻等。”挪威情侣说。
我表示赞同。
鲸鲨的爽约，极大伤害了游客们的心灵。据说，现场一度极为混乱。大家都认为自己被耍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奥斯洛布，就是为了一睹鲸鲨芳容，结果白跑一趟。有几个美国游客甚至扬言要将此事闹上Facebook，让所有喜欢鲸鲨的朋友一起抵制骗人的奥斯洛布渔民。
渔民们只好返还观鲸费用，承诺第二天一定让大家看到鲸鲨。不幸的是，挪威情侣已经定好之后的行程，只能遗憾地和鲸鲨失之交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坐车前往观鲸海滩。和我一起的是那两对俄国夫妇。他们都换上泳衣，袒露着胸毛和雪白的臂膀，像四只大海豹。
观鲸海滩上已经来了十几个等待看鲸鲨的人。七八个渔民摇着单桨小船出海，在鲸鲨可能出没的海域投食。大海一片平静，微微泛着白光，看不出一丝有鲸鲨的迹象。我们付了钱，听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提醒注意事项，包括不能触碰鲸鲨，在鲸鲨过来时为其让路，不能抹防晒油以防鲸鲨误食等。
太阳完全跳出了地平线，海面和天空霎时变得明亮。我换上泳裤，拿上潜水镜，随渔民登上一只小船。我们一路摇到鲸鲨出没的海域，只见之前在这里投喂的渔民已经一字排开。一只鲸鲨从水里伸出布满斑点的背鳍，接着露出半个巨大而扁平的脑袋，吞食着渔民抛撒的鱼虾。这只鲸鲨足有八米长，布满斑点的黑色脊背，像一艘小型潜艇。但是渔民说，这只是一只幼年鲸鲨。鲸鲨成年后可以长到二十米，重达五十吨。
和属于哺乳类动物的鲸鱼不同，鲸鲨和鲨鱼一样属于鱼类，用鳃呼吸。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体形与鲸鱼接近，故名鲸鲨。
鲸鲨以藻类等浮游生物和磷虾这类小型自游动物为食。它们没有鲨鱼那样锋利可怕的牙齿，而是通过吸水的方式，将食物和水一起吸进来。就在嘴巴关闭与鳃盖打开之间的短暂瞬间，浮游生物被鳃与咽喉之间的过滤器官阻住，水则排出。这种独特的构造，使得鲸鲨无法对人类造成致命伤害。渔民后来告诉我，确实有游客被鲸鲨吞进嘴里，但被过滤器官挡住后，又被喷射出来。
在这片小小的海域，聚集了大约十来只大大小小的鲸鲨。当我潜入水中，不时就会看到一只鲸鲨从身边游过。它们的身体几乎不用动，就能产生一股向前的动能。身体两侧还跟着“搭顺风车”的银色鱼群，就像威风凛凛的帝王身边，总要有侍从。
鲸鲨的眼睛很小，有点邪恶，嘴又扁又长。肚子是白色的，身上的斑点闪着奇特的光。它们游过来时没有一点声音，嘴一张一合，对周围的人也毫不在意。
一只鲸鲨擦着我的身子游了过去。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它的皮肤。还有一次，我在做深潜时，踩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发现是一只足有十五米长的鲸鲨，正从我身下抄底游过。我一脚踩到的正是它的脊背。
它游了过去，没有理会，没有害怕，没有扇动一下巨大的尾鳍，把我打飞出去，而我虽然知道鲸鲨并不危险，却仍不免心有余悸，逃命似的浮上水面。
在网上搜索奥斯洛布，会看到一些水下照相机拍摄的游客与鲸鲨的合影。人们与鲸鲨亲密接触，有的甚至骑到鲸鲨背上。这也就是奥斯洛布的观鲸活动备受争议的原因。
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看来，这些海里的大家伙实际上已经沦为人类豢养的玩偶。它们满足于不劳而获的生活，不再惧怕人类，甚至在迁徙的季节，也情愿留在这里。
渔民则告诉我，鲸鲨带来的旅游收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有钱修缮房屋、添置家具、供养孩子。
旅游业或许不能解决这里的一切问题，但的确有好的一面：他们以前捕猎鲸鲨，现在则保护鲸鲨——至少不再动刀子。
我一次次潜入水下，着迷地看着这些庞然大物，完全忘记时间的流逝。等我被渔民叫上船，发现阳光已经相当猛烈，海上一片粼粼波光。
回到旅馆，俄国夫妇们一换下衣服就继续喝酒。旅馆老板告诉我，他们不仅订了四晚房，而且每天都要去观鲸。
喝酒，观鲸，喝酒，观鲸，喝酒，观鲸……直到假期结束，直到飞回俄国妈妈的怀抱。
河谷深处
“奥斯洛布的观鲸项目是韩国人发明的，你知道吗？”在去阿尔高的大巴上，坐在我旁边的首尔人说。他单眼皮，戴着棒球帽，一副罩耳式耳机挂在脖子上。他去宿务，而我在中途的阿尔高下车。
“真的吗？”我无精打采地问道。
首尔人告诉我，发明者是一个常年在奥斯洛布潜水的韩国人。有一天，他随渔民出海，发现了鲸鲨。他喂了鲸鲨一些鱼虾，发现它第二天再次出现。他又喂了一些鱼虾，此后连续几天都来投喂。渐渐地，鲸鲨开始在附近聚集。韩国人告诉渔民，他们可以组织游客观鲸。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奥斯洛布的观鲸活动就这样开始。
“了不起。”我说。虽然发自内心，但可能听上去没那么热情。首尔人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此前他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在阿尔高北边的港口下车，与首尔人挥手告别。在这个荒凉的港口，我要搭乘正午时分开往薄荷岛的渡轮。
2013年，薄荷岛发生7.2级地震，引发了海啸，导致卢恩码头彻底被毁。阿尔高至卢恩的渡轮线路，被迫改为阿尔高至塔比拉兰。不过对我来说，这倒更方便。塔比拉兰是薄荷岛的首府，从那里坐上吉普尼，一个小时就能到我打算去的洛博克。
渡轮上大都是普通的菲律宾人。除我之外，旅行者只有一对印裔伦敦情侣。船上很热，没有空调。座椅照旧硬邦邦，其设计理念就是让人坐着不舒服。作为补偿，我看到成群的海豚跃出水面，就像肯尼亚马赛马拉大草原上跳动的瞪羚。
薄荷岛近些年声名鹊起，直追长滩岛。这主要得益于附近的海洋生物正在慢慢恢复。这里不仅能看到海豚和大海龟，还有著名的巴里卡萨大断层。在大断层，珊瑚礁原本像大陆架一样向海中延伸，却突然消失不见，形成深达一公里的海底断崖，成为各种热带鱼类的栖息之地。
不过，在旅游业主导薄荷岛之前，这里也是非法捕鱼的屠宰场。除了装满炸药的渔船，为了满足某些亚洲国家吃活鱼的癖好，渔民还得在珊瑚礁上播撒氰化物。鱼群中毒后会漂浮到水面上，渔民再将这些被毒晕的鱼捕捞起来。
然而，氰化物也会渗入并杀死珊瑚礁，破坏鱼群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珊瑚礁没了，鱼就没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过渔民放弃诱惑，扔掉毒药和炸药包，还是游客开始光顾薄荷岛后才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是那些背着大氧气瓶、一掷千金的潜水爱好者们拯救了薄荷岛。
“阿洛纳海滩？去阿洛纳海滩吗？”
一下渡轮，摩的司机的吆喝声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到处是潜水俱乐部的阿洛纳海滩，正是鱼类爱好者们的乐园，而我要去的是离海很远的洛博克。
快要散架的吉普尼，在散架前把我扔在洛博克镇中心。要问洛博克有什么，答案是几乎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几家卖杂货的小铺，还有一座几年前在地震中倒塌，至今仍在重建的西班牙教堂。
除此之外，洛博克还有一条河。从薄荷岛内陆高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和雨水汇集到一起，冲出一片亚马孙丛林般的河谷。我订了位于河谷深处的一家旅馆，打算与世隔绝地住上几天。
从镇上走到河谷并不容易。我走进一家杂货铺，买了一瓶矿泉水，顺便问老板到河谷最近的路怎么走。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留着两撇胡髭，正坐在一堆落着尘土的杂货中间发呆。听了我的问题，他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我，然后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好像只有中国人才会跑进一家杂货铺问路。我只好告诉他，我是。他摸了摸胡髭，露出微笑。
“我父亲也是。”他说。
如果在相声里，这可能会是一个包袱，但我当时没什么开玩笑的心情。老板告诉我，他的父亲是福建移民，姓汪，叫什么已经忘记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用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姓。我这才搞明白，他其实姓黄。
“你会说中文吗？”我试着问他。
“我会说福建话。”
仿佛为了证明给我看，他开始掰着手指，用磕磕绊绊的福建话数数，从一数到十，用了三分多钟。我一边焦急地等他数完，一边暗自怪自己为什么跑来这里问路。
“那么，很高兴认识你。”等他数完，我决定赶快告辞，不再问路。
可他没接话，好像还在回味福建话美妙的韵律。过了一会儿，他才终于回过神来，问我：“你想不想看公鸡打架？”
“行啊。”我随口说，知道他指的是斗鸡。
“每个周日下午都有，我们可以一起去。”
“怎么去？”
“周日下午1点，来这里找我。”
我没再问路，决定靠直觉走到河谷。实际上，只要沿公路走上两公里，就出现了旅馆的指示牌。按照指示牌的说法，从一条岔路下去，走五百米就是河谷。
路是完全没修过的破石头路，到处是烂泥，如果没有行李箱，倒是颇有野趣。等我总算走到尽头，发现是一座悬崖。俯身望去，浩荡的河水就在悬崖下面奔涌。我又发现一个指示牌，顺着箭头指引的方向，看到一段坡度几乎有四十五度的台阶。那台阶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河谷最深处。
早知道是这样，我可能不会来这里，但当时已经别无选择。等我汗流浃背地下到旅馆前台，突然明白为什么这家旅馆在喜欢隐居的小圈子里颇有名望：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进来，但绝对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出去。
我拿到钥匙，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栋吊脚小木屋。木屋就在河边，掩映在一片椰林中。河对面是一座山峰，好像一堵拔地而起的山墙，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木屋里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一盏台灯。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收不到手机信号。我要在这里度过两周，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只有伊恩·弗莱明的那本《惊异之城》。
住在河谷地带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划皮划艇。每天清晨，我换上泳裤，走到河边，把旅馆的皮划艇推到河中。清晨的河谷弥漫着淡淡的薄雾，两岸的丛林里传来各种各样的鸟鸣。微风拂过下垂的椰树叶，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弹奏琴键。
我偶尔会看到划船上学的菲律宾孩子。姐妹俩，姐姐十来岁，妹妹七八岁，都背着色彩鲜艳的小书包。我和她们打了声招呼，姐姐就放下桨，和妹妹一起向我招手。直到湍流把小船的方向冲弯，她才赶忙拿起桨，重新调整船头。
河水是墨绿色的，漂浮着细小的枯枝，但仍能清楚地反射出周围没有名字的山峰。中午之前，河上几乎没有风。我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划桨，看到蓝色尾翎的翠鸟鸣叫着飞过。往上游划不到一公里，有一座小小的瀑布。水流变得迅猛，因此我就在这里掉转船头。整个下午，我都待在小木屋外的露台上看书，偶尔抬头看一下露台外的菠萝蜜树，盘算着美味的果实何时才能坠落。
每天午后，河上会有水上餐船经过。餐船是从洛博克镇开过来的，供应自助餐，有乐队演出。那是一天中唯一能听到的“噪音”。乐队唱的大都是披头士、理查德·马克思的英文老歌。只有一次，我听到传来的歌声是《甜蜜蜜》。
在河谷隐居的第二周，大雨开始光顾。雨像透明的珍珠从天而降，将整个河谷和山峰都封锁在一片白茫茫的雨幕中。大雨过后，河水不再平静。湍急的流水席卷着泥沙和树枝，一起冲向下游的入海口。大雨时下时停，我除了待在木屋里，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过下雨的好处是，燠热的空气终于凉爽下来，而且还吹落一只椰子，滚到我的门前。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享用了一顿椰肉。
第二周的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爬出河谷。我租了一辆摩托车，去看薄荷岛的名胜——巧克力山。在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哈利·波特骑在扫把上飞行，其中一段镜头就是飞过巧克力山。
巧克力山由一千二百六十八个圆锥形小山丘组成。每到旱季（2月至5月），山上的植物干枯成褐色，如同一排排巧克力。我去的时候不是旱季，山上依旧葱绿。站在观景台上，震撼之处在于放眼望去都是繁茂的植物，充满原始的生命力。我几乎没看到什么人类留下的痕迹，仿佛自地球出现之日起，巧克力山就是现在的样子。
一百多年前，菲律宾的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如今这个数字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站在巧克力山上，我可以想象菲律宾一百年前的样子。那时，从吕宋岛到棉兰老岛，从巴拉望岛到莱特岛，整个菲律宾群岛大概都是眼前的景象。
大片的积雨云正朝我头顶的方向移动。雨燕在耳畔盘旋追逐，发出大雨将至的警报。远处的小山包已经在白色水汽中消失，只留下淡淡的墨色轮廓。我没穿雨衣，急忙骑上摩托车往回赶，但还是被大雨阻在半路，上下淋个湿透，像只落败的公鸡。既已淋透，也懒得再找避雨的地方。
离开薄荷岛前，我去看了场“公鸡打架”。这才明白，落败公鸡的命运远比我凄惨——它们要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命。
在菲律宾，斗鸡是一项国民运动，兼具娱乐和赌博的功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斗鸡场，洛博克也不例外。我打了辆摩的前往，为了耳根清净，没去找黄姓店主。
斗鸡场在附近的村子里，门口站着几个吞云吐雾的小哥。还没进去就能听到里面传来公鸡此起彼伏的啼叫。
斗鸡场的格局有点像乡土版的罗马斗兽场：一块围着护栏、铺着沙土的斗鸡台，四周环绕着一层高过一层的木质看台。看台上有卖啤酒和饮料的小贩，她们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女性。
斗鸡台后面是候场区。斗鸡的主人捧着自家的斗鸡坐在那里，用抹了橄榄油的手为其梳理羽毛。主人们神情严肃，有着大战将至的紧绷感。他们手中的斗鸡看上去威武凶悍，缩着爪子，愤怒地左顾右盼，不时向对手鸣叫示威。这时，主人就会用力抚摸羽毛，让它们镇静下来——过早的亢奋只会损伤元气，真正的血战还在后面。
候场区也有木栏围着。很多观众倚在栏外，凝神观察每只斗鸡的成色，好决定之后怎么下注。我发现黄姓店主也在其中。他正拿着本子，小心记录着什么。那就是他在杂货铺里翻到最后一页，写上自己的姓氏的本子。他一抬头看见我，面露惊讶之色。
“你怎么没来店里找我？”他问。
“我知道你肯定在这里。”我撒了个谎。
他看上去很满意，拉着我往看台走，说离比赛开始还有半小时。我要请他喝啤酒，但他拒绝了，表示“下注前要保持清醒”。于是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工作人员在黑板上写下每场比赛的对阵——三十二只斗鸡，十六场比赛。
大概是为了填补半小时的空白，黄姓店主打算跟我聊聊中国——他记忆中的中国，在另一个时间维度上运行的中国，因为每个问题听上去都颇有一番深意。
“毛泽东还好吗？”他问我。
我发现他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
“去世了。”
他看上去有点意外，但还能扛得住：“周恩来呢？”
“他也去世了。”
意外变成迷茫，就像在大雾里开车，突然迷失方向。
“那蒋介石还好吗？”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死了。你说的这些人，全都死了四十年了。”
……
听了我的话，黄姓店主很久没有开口，仿佛与故国所剩不多的精神联系——除了他死去的、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父亲——就这么瞬间崩塌。我甚至能看到他内心的大石块，像被地震撼动的洛博克教堂一样，纷纷坠落。
好在第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两位斗鸡主人已经捧着各自的斗鸡上场。在裁判的监督下，他们先让两只斗鸡互相啄几下对方，挑起彼此之间的敌意。与此同时，埋伏在看台各个角落的工作人员开始挥舞手臂，扯开嗓门大喊：“下注！下注！下注！”
这时，你要做的就是向离你最近的工作人员喊出你的下注——押哪只鸡获胜，投多少钱。
因为这一切只能在短短半分钟内完成，周围瞬间就像炸了锅一样。人们紧盯着两只斗鸡，做出最后的选择，然后喊出自己的投注，仿佛这里不是斗鸡场，而是大萧条之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你不下注吗？”我问黄姓店主。
他摇摇头，说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好，但表示可以帮我下注。
“押左边的斗鸡，赌一百赢七十；押右边的斗鸡，赌一百赢一百。”
我掏出一百比索，押在右边那只叫阿莫斯的斗鸡身上。
比赛开始了。只听裁判一声令下，两只斗鸡被主人放在沙地上。刚才还沸腾的斗鸡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左边的佩德罗和右边的阿莫斯身上。
佩德罗啄着地上的沙粒，假装不看对手。阿莫斯也缓缓踱步，等待时机。说时迟，那时快，两只斗鸡突然奓开羽毛，扑打翅膀，迎空撞向对方，同时一阵狠命奔啄。
这是一场血战到底的生死较量。每被啄一下，就相当于拳击场上被对方的重拳击中。一时间，场内鸡毛乱飞，伴随着一片扑腾声、咯咯声以及受伤后的哀鸣声。
第一回合过后，两只斗鸡看上去势均力敌，但阿莫斯的体力似乎已经有些不支。它尖利的爪子不再能牢牢抓住地面，身体看上去也有些左右摇晃。佩德罗的目光中燃烧着怒火，脖子上的羽毛完全爆炸开。它紧盯着下盘不稳的阿莫斯，突然扑了上去，两只斗鸡再次缠斗在一起。
突然，观众发出一声惊呼。原来阿莫斯的鸡冠被啄掉一块，鲜血直流。局势瞬间就向佩德罗倾倒，尽管它右翅膀被撕去一大片羽毛，像一只破掉的风筝。
受伤的阿莫斯已经筋疲力尽，它选择逃亡。这是它最后一点力气，也是一切动物濒死前的求生本能。佩德罗追了上去，双方爆发最后一番疾风骤雨般的互啄。我看到阿莫斯的鲜血洒在沙土上，它像一只泄气的皮球，瘫倒不起。佩德罗也身受重伤，力气耗尽。它倒在地上，勉强支撑的脑袋，犹如在打太空拳似的一下一下地啄着地面。
裁判走过来，同时拎起佩德罗和阿莫斯，然后松手，看它们还能否站立。它们都已经无法站立。与刚上场时相比，它们现在就像两摊没用的烂棉花。
最终，佩德罗获得胜利，但已奄奄一息。阿莫斯的脑袋长长地耷拉下来，已经死了。它们的主人走上来，捧着各自的斗鸡离开。
我问黄姓店主，死了的斗鸡怎么处理。他说，有的人埋掉，有的人吃了。不过吃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斗鸡全都打过激素，吃多了会得癌症。
“赢了的呢？”
“养三个月伤，然后再来比赛。”
一时间，我不禁为斗鸡的命运感到悲伤：一生出来就打激素，每隔三个月就要进行一场血腥的较量。不幸的直接死在场上，侥幸活下来的不过是再活三个月，然后面对下一次决斗，下一次死亡。
场内又响起了新一轮下注声，但我没再投注。看了三四场后，我对黄姓店主说我准备走了。他点点头。
我刚起身，他却叫住我，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他掏出记录斗鸡的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我想起我爸爸的名字了。”他对我说。
然后拿起圆珠笔，把名字一笔一画地写在“黄”字后面，再用福建话念道：“黄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