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斋月前夜，整个雅加达仍然开门卖酒的地方只有这家“天吧”。它坐落于城市的最高处，俯瞰着可能是整个赤道地区最汹涌的夜色。那是一片带着点魔幻气息的巨大虚空，闪耀着大型跨国公司的招牌与车流构成的光带。在来到爪哇之前，我穿越了整个南中国海——然而此刻，我却很难意识到自己飞了这么远。在五十二层楼的高度，在俊男美女身边，雅加达似乎模糊了它的个性，与曼谷、西贡甚至广州达成合谋。不止一次，我狐疑地打量眼前竹笋般从雾霭中升起的高楼，试图分辨这一切和在广州四季酒店顶层的“天吧”看到的有何不同。
然而，我亦深知，俯瞰一座城市是轻松惬意的，能得到的也只是明信片似的印象。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全部实质——它的历史、性格、态度——只能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
来到爪哇之前，我就了解到以下事实：这个国家约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雅加达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首都——这里的一天是从响彻天空的唱经声开始的。这个国家由一万七千五百零八座岛屿组成，有一百多个民族，七百多种语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爪哇人，也是少数民族，这意味着雅加达是一盘货真价实的种族、文化、道德和体味的大杂烩。
对旅行者来说，如果纽约是“大苹果”，那么雅加达就是“大榴梿”。它表皮坚硬、带刺，幽幽地散发出腥臭的甜香，让习惯者欲罢不能，却令初来者难以下咽。
这种不适感首先体现在“风”这一自然元素的匮乏上。因为地处赤道附近，风几乎很难造访此地。走在雅加达，你或许可以偶然观察到一股热气流从铁皮屋顶卷起，或在夜晚开窗时，感到一阵空气轻微的抽搐——但仅此而已，那决然算不上风，也没有风理应带给人的舒爽。
“就想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想想风吧。”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写道。在雅加达的最初几日，我的确为风的缺失愤愤不平，仿佛一项宝贵的天赋人权被无情剥夺。
不适感也体现在雅加达的过分喧闹和混乱上。在这座城市，汽车和摩托车同样多，人比汽车和摩托车相加更多。2006年，爪哇人口就达到一点三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岛，而其面积却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尽管北京并不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交通优越感的地方，但是在雅加达的几日，我一边像迷途的羔羊，被裹挟在肿胀不堪的街道上，一边充满阴险的民族自豪感。这里到处是呛人的尾气和轰鸣的噪音，在热带骄阳下，有一种海市蜃楼般的不真实感。过马路则是真实的灾难，因为信号灯少之又少，斑马线则被熟视无睹。除非冒着生命危险，否则站在原地一小时也动弹不得。当地人说，他们对雅加达的交通也相当恼火，可是恼火归恼火，哪怕恨铁不成钢，也只能抱着不如忘到爪哇国的好心态。
雅加达是赤道地区最强健、最活跃的经济体。在这里，我发现所有人都习惯早起。虔诚的穆斯林早起晨祷，数不清的小吃档口则趁着漫长的闷热降临前，开始一天的生意。他们奇迹般地从街头巷尾冒出，像库尔德山区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让人深感没有什么力量——洪水也好，暴政也好，殖民也好——能够将这种热带植物般的生命力消灭。
不适感还体现在爪哇人独特的人情世故上。
“他是巴塔克人。”“他是爪哇人。”——在雅加达，我时常被好心人如此提醒。这并不是价值判断，也并非种族歧视，只是友情提示一个外国佬，这个国家缘何如此运转。
巴塔克人，来自苏门答腊，以性格直率、热情好斗著称，爪哇人则是不同寻常的礼貌和委婉的代言人。巴塔克人和爪哇人喜欢讲同一则笑话来表达彼此的不同：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人的脚被踩住了。此时，巴塔克人会怒目圆睁，一把推开踩脚者，爪哇人则会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冒失，但在不久的将来，我可能会用到这只脚，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您可否把您的脚移开呢？”
爪哇人总是尽量避免与人针锋相对，因此想从他们口中听到明确的判断，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比如在“天吧”，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照时，穿白衬衫的爪哇侍者出现了。
“对不起，先生，您不能用专业相机拍照。”
“为什么？”
“这里不允许用专业相机拍照……”
“那么，可以用卡片机？”
“如果您本人作为照片前景的话……”
“什么意思？那我用手机拍一张总可以吧？”
“如果您不拍夜景的话……”
“岂有此理，不拍夜景，我拍什么？”
“如果您本人作为照片前景的话……”爪哇侍者依然有礼有节，但不屈不挠，“这是经理的规定。”
“可为什么？”
“因为本酒吧原则上不允许拍照，如果您实在想拍照，我们的建议是……”
我最终放弃了拍照，这让我和爪哇侍者都松了口气。
即使抛开全球化的陈词滥调，雅加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横亘在每到雨季就洪水泛滥的平原上，绵延数十公里，既没有中心，也很难说有什么边界。它像一件被随手扔在岸边的旧夹克，污渍斑斑，即便是那些炫目的高楼大厦，也并不标榜与之相称的文化深度，更不遮掩背后一片片灰色混凝土郊区组成的丛林。
很难相信，荷兰人曾经在这里统治过三百多年，把这里称作“巴达维亚”，古语“荷兰”之意，因为如今这里已经见不到什么荷兰人留下的痕迹。
这里既没有阿姆斯特丹的从容，也缺乏后殖民学者感兴趣的“异国情调”。满大街的罗马字母，不是荷兰文，也不是英文，而是印尼文，其中一些词的词根来自梵语，暗示着爪哇与古印度文化的缥缈渊源。实际上，“雅加达”即梵语“胜利之城”的意思，尽管胜利对于这座城市来得并不算轻松。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和爪哇岛上最重要的城市，雅加达遍布雕像和革命纪念碑。它们与城市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关，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可展示的情绪则是相同的：国家独立的自豪感和对宏大叙事的渴望。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无比年轻的国家，其所有领土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概念，才形成不到一个世纪。“Indonesia”这个词本身也一直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人民，才用这个词称呼他们梦想中的独立国家。
日本军队在1942年占领印尼时废除了荷兰文字。他们命令清除所有荷兰语标志，于是荷兰在印尼三百年的统治，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随之消失的还有这个没落帝国最布尔乔亚的一切——海景酒吧、网球俱乐部、戴面纱和白手套的女士、星期日的下午茶。大约有二十万荷兰人、华人和盟军士兵被送进日军集中营，被关押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
最初，印尼人把日本人视为解放者，因为他们有限度地扶植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包括国父苏加诺在内的一批反荷志士被允许进行政治活动和民族主义演讲。
日本人还建立了印尼乡土防卫义勇军。二战结束后，这支军队的部分将领和士兵重组军事组织，与试图卷土重来的荷兰人进行了四年武装斗争，最终取得独立。也正是这支军队，在独立后的二十年里，帮助苏加诺将企图分裂国家的各种不同力量聚拢到一起。
1956年访问中国后，苏加诺开始围绕更适合印尼的政治体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用“乡村讨论达成一致”的传统做法取代西方式民主，然而实际权力却逐步集中到他本人手中。更为辛辣的事实是，他无法带领国家走出经济低谷。
到1965年，印尼的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苏加诺暗中决定武装该党，作为牵制军方的力量。然而陆军战略储备部队司令苏哈托率领的军队最终占据上风。他软禁苏加诺，更以反共清洗为由大肆杀戮。十万人被捕，一百万印尼“共产党”及其支持者遭到屠杀。这场政变的残酷性前所未有，即便到今天，谈论此事的印尼人依然感到惶恐和不可思议，就像一个成年人远远打量自己青春期时无法理喻的暴力留下的阴影。
苏加诺于1970年病逝。在很多印尼人看来，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他也“不负众望”地娶了四个老婆，其中一个还是日本酒吧的女招待，情人则更多。他是印度尼西亚的缔造者，对宏大叙事的爱好几近偏执。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希望把雅加达打造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于是斥资建成十车道的坦林大道（如今依然堵得水泄不通）。他还建起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建筑，比如被戏称为“苏加诺最后的雄起”的民族独立纪念碑，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
无论是理性还是铺张，这些建筑都成为今天雅加达的地标。
我参观了民族独立纪念碑，一百三十七米高，矗立在自由广场上。它从1961年开始建造，到1975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由政变者苏哈托剪彩。纪念碑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顶部则镀着三十五公斤的金叶。远远看上去，纪念碑像是一根勃起的男性器物。走近才发现，原来可以通过一个前列腺似的地道，进入纪念碑内部——它的地下室已经被改造成国家历史博物馆。
我喜欢历史博物馆，在世界各地旅行时顺便看过不少，但这样连一件（哪怕一件！）“历史实物”也没有的历史博物馆还是第一回见。在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笨重结构里，陈列着四十八个微缩景观模型，像过家家似的，描述印度尼西亚争取独立和建国的历史。也许是为了彰显建国之路的漫长多艰，每组模型间都刻意隔着很远的距离，而模型本身又很小，实际看上一圈相当费腿且劳神。
我一路看过去，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模型前长久驻足。因为在我所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示出非凡的魅力，无疑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可当我带着一点飘然的心情定睛细看时，发现台上慷慨陈词的男主角不是周总理，而是苏加诺。他戴着黑色清真小帽，手臂高举，主席台上聆听的各国元首纷纷露出钦佩的神情。我看了几遍，主席台上没有周总理的身影，倒是前排观众席上有位穿中山装的人颇为神似，只是因为角度不好，加之灯光昏暗，始终不能确定。
我终于醒悟：历史就像一摊泥巴，把泥巴捏成何种形状大有学问。毫无疑问，在印尼人民心里，万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苏加诺——他们亲切地称为“Bung Karno”的“加诺兄”。
可真实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呢？我望着眼前的模型，感到一阵迷茫，仿佛置身的不是历史博物馆，而是历史“薄雾馆”。
我又寻找关于1965年军事政变、反共屠杀，以及苏哈托在之后三十年军事独裁统治的模型。不用说，它们都被刻意回避，仿佛一缕青烟，消散在历史叙事中，而“缺失”成为一种“言说”，一种更有力量的“言说”。
好在这地方印尼人自有妙用。虽然像样的藏品一件都没有，却因为是地下室而兼具昏暗、阴凉两大优点，加之门票便宜（合人民币一块八），着实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他们找个角落，席地而坐，品味着各自人生的浪漫。什么国家啊、历史啊这类煞有介事的话题，在他们的爱情火苗前全部轰然崩塌。我还看到一家老小铺上席子用餐，享受天伦之乐——也许这才是这家博物馆的正确用途。果不其然，走了一圈，我发现特意付钱跑这里看微缩模型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从历史博物馆出来，我决定登上纪念碑的顶部——据说那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烟雾污染的“盛景”。排队等电梯的队伍颇为浩荡，足有几百人，蛇形延伸到外面又拐了几道弯。我本打算耐心等待，可阳光太毒，队伍又一动不动，只好走到里面一探究竟。
难怪，偌大的纪念碑只有一部载重七人的电梯，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全都靠它。我渐渐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可看看周围的印尼人，全都安之若素地看着这台老式电梯，看它“咣当”开门，“咣当”关门，悠然地运行……
一直趴在桌子上小憩的工作人员，突然抬起头，朝我招了招手。他见我迟疑片刻，就更加夸张地挥动手臂，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他留着两撇神气上翘的小胡子，只是被烟草熏得枯黄，活像两捆干稻草。
他指了指排队的长龙，伸出两根手指：“Two hours.（两小时。）”
他又伸出六根手指，指了指天：“Six dollars,express.（六美元，快速通道。）”
他的发音如此标准，让我怀疑这门生意已经营颇久。那些像我一样误入歧途的外国佬，想必总会抱着“来都来了”的认倒霉心态掏钱登顶吧。况且，相对于排队两小时，六美元的“后门价格”也算得上公道……
只是突然间，对于爬到纪念碑顶上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兴味索然——漫长的队伍、缓慢的电梯、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被刻意回避的历史……这一切，已经让我感到不虚此行。
“很长的队，两个小时。”他微笑着望着我。
“苏西洛总统会派直升机送我上去。”我开了个玩笑，走了。看样子他没怎么相信。
最终，一种怀旧的本能将我引向这个已逝殖民地的核心，位于城区北部港口的哥打——曾经的巴达维亚古城。在残破的街景中，我发现昔日帝国的幽灵仍然在这里徘徊。
在著名的巴达维亚咖啡馆，一群追忆往事的荷兰人，正端着曼特宁咖啡，坐在二楼高高的天花板下，吊扇有节奏地搅动着午后略显沉闷的空气。窗外是鹅卵石铺就的法塔西拉广场，耸立着建于1912年的老巴达维亚博物馆。如今，落满灰尘的陈列柜上，摆满各种各样的哇扬木偶，注视着人来人往和时光变迁。
巴达维亚的兴建者扬·彼得松·库恩的纪念碑就在楼下的庭院里。1619年5月，正是他率领荷兰军队夷平雅加达人的城镇，建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让巴达维亚成为荷兰统治爪哇乃至整个东印度群岛的基地。
在这里，荷兰人建造高高的房子，在瘴雾弥漫的运河上建起荷兰式吊桥。自始至终，他们心目中的蓝图是把雅加达建成一个热带的阿姆斯特丹。因为从未想过离去，总督范·伊姆霍夫将自己的宅邸修建得格外宏伟。红色的砖墙，宽大的窗棂，只有最尊贵的殖民地官员和他们的家眷，才有资格透过那些窗户眺望满是帆船的港口和椰子树。
市政厅早就被改建为雅加达市立博物馆，陈列着一些荷兰殖民时期的家具。门口的青铜大炮，是荷兰人攻克马六甲的战利品，尽管风吹日晒，仿佛仍可随时点火。我看到一对雅加达情侣正倚在大炮上拍摄婚纱照，女孩穿着白色长裙，男孩穿着爪哇贵族的制服，面露羞涩。
他们并不感到孤立。因为法塔西拉广场如今已经成为年轻人、艺术家、流浪汉和小贩的乐园。头戴纱巾的女孩们在这里骑车，穿着夹克和套头衫的男孩们三五成群地聊天、弹吉他，刺青艺术家展示着他所发明的图腾，流浪艺人牵着猴子当众表演，发福的女人们则向游客推销着gado-gado和bakso——前者是花生酱拌什锦蔬菜，后者是在印尼度过童年的奥巴马最怀念的牛肉丸。
这一切的背景，是那些内部已经荒废或濒临荒废的殖民地建筑。洞开的大门里躺着几个酣睡的当地人，对旅行者的窥探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接管了荷兰人的房子，接管了巴达维亚，顺便也接管了过去，让那些帝国的幽灵们无家可归，只好永远凄凉地徘徊。
出于一种考古的冲动，我沿着腥臭的运河，向更北面的咖留巴港走去。当地人曾经雄心勃勃地计划重建整个咖留巴地区，在摇摇欲坠的建筑上兴建新的博物馆，然而这些计划最终搁浅。我看到的是一个被遗弃的世界：露天垃圾场、裁缝铺、修鞋匠、卖鞋垫的，私人宾馆破败不堪，停车场里停着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汽车，一群70年代长相的当地人（可能是印尼华人）正在汽车的阴凉下打牌。太阳毒辣无情，仿佛要点燃一切。
东印度公司的货仓被华人老板收购后改建成一家咖啡馆兼文化机构，这是附近唯一像样的地方，有着绿草茂盛的庭院和廊柱支撑的走廊。然而店员李世强对我说，这里每年雨季都会进水，水没过膝盖——因为河道堵塞的原因。
“你会发现，雅加达的富人盖房，都会把地基提高一尺。”他比画着说。
李世强是雅加达出生的华人，祖籍广东梅县，说一口带爪哇腔的汉语。他的父母在民国时期来到这里，一家人再没有回过中国。他向我打听国内的情况，也传播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我向他了解当地华人的状况。他说，不容乐观，隔阂一直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曾一落千丈，统治国家三十多年的苏哈托被迫下台。雅加达爆发大规模的骚乱和排华事件。
“华人像是220V的电流，而整个印尼只能接受110V电流，作为电压转换器的政府一旦出现问题，华人就会遭殃。”李世强说，“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社会动荡，华人总是首当其冲。”
在通往港口的路上，我不时想着和李世强的对话，感到雅加达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只是在循环往复中运行。就如同眼前的港口，虽然历经几个世纪，却依然维持着当年的样子。褐色的水面上，漂着树叶和浮沫，两侧泊满古老的望加锡帆船，黝黑的搬运工依然用手推车装卸货物，太阳则依旧照耀这片破败、颓废却又异常美丽的土地。
一个蹲在码头上的老人向我招手。他说，只要三美元，就划船带我去入海口兜一圈。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目光中带着早期白内障的白雾。我给了他钱，跳上一只小舢板，看着他把瘦小的身躯随意搁在船头，不再说话。
除了那只摇橹的小臂，老人的身体几乎保持不动，脸也像枯叶一样丢失了表情。在烈日下，他带我驶出港口，向着更宽阔的海面驶去。
从雅加达前往日惹，是在穆斯林斋月的第一天。
前晚，我刚在“天吧”喝过酒，清早就在《雅加达邮报》英文版上看到政府发出的警告。上面写着，有些极端分子专挑斋月开始时袭击外国人光顾的酒吧——看上去并不是开玩笑，因为近几年雅加达和巴厘岛都发生过针对使馆和涉外酒店的恐怖袭击案，搞得高档酒店全都如临大敌，除了围上防冲撞的铁栏，进入车辆也得接受全面防爆检查。
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赶往日惹，坐的是早上出发的特快列车。因为担心斋月期间吃不上饭，我特意买好水和面包，准备在火车上见机行事。
雅加达到日惹五百六十多公里，要开八个小时。所幸座位够宽敞，也没有吵闹的小孩。我一上车就戴上耳机，一边优哉游哉地听音乐，一边看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的小说。窗外是一晃而过的清真寺，稻田像华北平原上的一样辽阔，笼罩着一层薄雾状的火山灰。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窗户打不开，二是空调开到了冷冻室的温度。一些有备而来的印尼人甚至裹上毛毯，穿上皮衣——对热带人民来说，这温度确实够受的。
虽然是斋月首日，吃饭并没有想象的困难。中午一到饭点，列车员就主动推来餐车，有鸡腿、炒饭、泡面。几桌头戴纱巾的穆斯林也毫不在乎地大吃起来。比起中东和马来西亚，印尼的穆斯林算是相对温和的，不过在斋月第一天就这么公然地吃吃喝喝，会不会也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呢？
进入中爪哇，风景为之一变。之前一望无际的平原，忽然被植被葱郁茂盛的山峦代替。天空压着极低的云，铅灰色的溪水，流过黑色的火山岩。雨水很快落下，像泪水流过车窗，也摇荡着路边的芭蕉树。
我想起在雅加达参观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时也在下雨。这座清真寺建成于1978年，能同时容纳二十多万名信众。当时正是中午，阿拉伯文的唱经声透过宣礼塔响彻天空。一瞬间，整个雅加达都显得驯服而安静。我光着脚走进清真寺，在阿訇的带领下，静静地观看。那些虔诚的祈祷者面对麦加的方向跪拜，然而阿拉伯世界的真主，真的能听到他们的祈祷吗？
早在7世纪，穆斯林商人就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地来到印尼，但是直到12世纪末，并没有多少印尼人皈依伊斯兰教。或许在17世纪之前，伊斯兰教都不是印尼的主要宗教。13世纪，苏门答腊北部港口国巴塞的国王改信伊斯兰教，成为第一批皈依该教的印尼统治者。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伊斯兰教沿着海上贸易通道加速传播，其他国家也开始皈依该教。15世纪末，在爪哇北部海岸线上，伊斯兰教王国淡目国建立，杜班、锦石等地都皈依伊斯兰教。在西爪哇，井里汶苏丹国也独立出来。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统治者，是由于与外界的穆斯林群体发生接触，其他邦国改变信仰则是被征服的缘故。到17世纪，伊斯兰教开始渗入内地，并扩张到爪哇和苏门答腊内地的大部分地区。自那以后，它便持续向整个印度尼西亚扩散。
如今，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并非伊斯兰国家。被很多人视为一种妥协的潘查希拉是这个国家的哲学纲领。苏加诺曾将它阐述为“西方民主、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和国内乡土传统的结合体”，并写入宪法。在苏哈托时期，它更被上升为祷文的高度。虽然一些伊斯兰政党曾试图让遵守伊斯兰教法成为宪法义务，但国会于2002年拒绝了这一提议。苏哈托也曾经明确宣布伊斯兰教法不具备法律效力——尽管该教法的某些元素，仍为部分城市和地区所奉行。
潘查希拉倡导一种包容的哲学和天下一家的思想。这或许解释了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的设计者为什么是一位天主教建筑师。当我走出大清真寺，发现仅仅一街之隔的马路对面，就是建于1901年的雅加达天主教大教堂哥特式的双尖顶。
然而，不管拥抱哪种文明——我不乏偏见地认为——印尼人都是在进入别人的世界，而与他们自己的世界渐行渐远。
在伊斯兰教来到之前，印度教和佛教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各个主要地区。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国信仰佛教，它在公元7世纪开始出现在唐朝的典籍中。据说，它是一个统一但时常迁都的王国，国中的水手可以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海周围各港口搜集胡椒、象牙、树脂、羽毛、龟壳、珍珠，然后把它们带到中国，再从中国带回丝绸、陶瓷和铁器。
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里，唐朝高僧义净记述了在室利佛逝国学习梵语的情形。显然，他对那里印象颇佳，于是告诉其他“留学僧”，若去印度求法，先到室利佛逝学一两年预科是不错的选择。
印度文明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宗教。当时的统治者也接受了印度的王权观念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印度文明无疑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领会到其中的功利价值。他们邀请婆罗门祭司进入宫廷，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建造辉煌的宗教建筑，因为宗教也能大大提高他们自身的权威。这也正是婆罗浮屠被建造起来的本质原因。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婆罗浮屠都是爪哇岛上最著名的旅行地——它离日惹只有四十公里，然而到了才发现，游客并不太多，兜售纪念品的小贩也不如想象中凶猛。大概因为是斋月，大家饿着肚子没力气干活，很多商铺都空空荡荡，店主也不见踪影。不过后来去附近的村子，又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无所事事地玩鸽子，可见现实是复杂的。
亚洲的佛教遗迹我去过不少，从已经基本损毁的鹿野苑，到保存完好的吴哥窟，可只有婆罗浮屠给我一种完全超然物外的感觉。和当地人聊天，他们对本地旅游业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你来也好，不来也罢，无期待也就无痛苦。不过反过来说，较之很多执着于招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婆罗浮屠的姿态更让我受用。毕竟这地方在火山灰下埋了近千年，有种空寂、苍茫感才正常。
在售票处围上表达尊敬的纱笼，喝了免费奉送的咖啡，顺着公园一样的林荫路一直走，便是婆罗浮屠。初看上去，婆罗浮屠似乎比想象中的小，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如果从天空俯瞰，婆罗浮屠的结构是一个三维的曼陀罗，代表佛教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宇宙。实际看上去，它更像一个外星人留下的神秘遗迹。婆罗浮屠的早期历史依然成谜。人们只知道它是由当时统治中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在公元750年至850年间的某个时候建造的。至于因何而建，哪里请来的工匠，费时多久，如今都已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
婆罗浮屠建在岩石山上，该山海拔二百六十五米，被已经干透的湖床所环绕。1931年，一位荷兰裔印度教学者提出，建造者起初将婆罗浮屠设想为一朵莲花，正处于当时还有水的湖中。后来，学者们通过对沉积物和花粉的研究，证明婆罗浮屠附近确实存在湖泊，莲花理论因此可能成真。再加上附近有默拉皮火山——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它和河流合力，使“莲花”周围的湖水时有时无。
婆罗浮屠由两百万块石块建成，毫不夸张地说，几乎覆盖整座小山。可以想见，建造这样的东西，要耗费多少人力和物力。然而离奇的是，在婆罗浮屠完工后不久，夏连特拉王朝就被他国攻破。该国王子逃往苏门答腊，入赘室利佛逝国，而夏连特拉的势力被逐出中爪哇。这座伟大的建筑在建成后便遭到历史的遗弃，甚至连它何时被遗弃，其间有过何种盛景，为何被遗弃，都无人得知。
我想象着这里荒草萋萋的景象。只有不远处的默拉皮火山注视着一切。它不时爆发，使婆罗浮屠的地基整体性下沉，最终埋在厚厚的火山灰中，又被四周疯长的热带丛林掩盖。
它被遗忘了近十个世纪，甚少爪哇文献记录过它的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本是一个古代帝国“永不陷落”的标志，但却被证明徒劳无功——一如历史所一再证明的。
直到1815年，英国人托马斯·斯坦福德·来福士爵士（来福士广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第一本爪哇历史著作的作者）派遣人手，才重新发现这座沉睡千年的佛塔。之后，荷兰人开始对婆罗浮屠进行修复，但发现支撑建筑的山体早已浸水，巨大的石块群也已陷落。荷兰人离开后，婆罗浮屠的修复暂告停滞，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尼人正忙着建设国家，无暇顾及这片早就被祖先遗弃的土地。到1973年，政府仍然无力修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支付两千五百万美元，耗时十年，才最终将婆罗浮屠修复完成。
婆罗浮屠变成爪哇乃至印度尼西亚的骄傲。我在官方的宣传册子上看到，它与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然而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婆罗浮屠已经无法被它的人民完全理解。人们惊叹于它的工艺，骄傲于先人的智慧，可是工艺之下那个曾经繁盛一时的佛教文明已经在爪哇彻底消失——这里现在是伊斯兰教的世界，而宇宙间只有一个真主——安拉。
1985年1月21日，婆罗浮屠的九座舍利塔被九枚炸弹严重损坏。1991年，一位穆斯林盲人宣教士被指控策划了包括这次袭击在内的一系列爆炸案件，因此遭到终身监禁。我站在婆罗浮屠的顶层，看到佛陀慈悲微笑，眼前是绵延的群山、低垂的天际线和茂密的棕榈林。
日落以后，天空布满星星，昆虫和青蛙的鸣叫不绝于耳。我在婆罗浮屠对面山上的茅草屋里，吃烤羊眼肉，喝葡萄酒，雾霭下的热带丛林美得令人窒息。突然之间，散落在群山间的村子开始晚祷，整个世界几乎同时响起伊斯兰教的唱经声。那个拖着长音的男性咏叹调，通过宣礼塔伸向四方的喇叭，漫山遍野，水一般地弥漫。
祈祷一直持续到深夜。现实的后果是我那晚几乎一夜未眠。斋月就是这样厉害。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回到日惹。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得带点木瓜味。马尔巴罗公爵大街上依然人山人海，猫在其中悠然穿梭。卖蛇皮果的小贩似在沉思什么，街头大提琴师即兴弹奏着一首小夜曲，任由你把几枚硬币，扔进敞开的琴盒。
路边是一家接一家、绵延几公里的露天餐厅。人们席地而坐，分享着沙爹肉串和印尼炒饭，不时啜饮扎啤杯里加满冰块的红茶。这似乎是中爪哇地区最流行的用餐方式——露天、席地、手抓。一种随意的气氛在城市街头蔓延。对旅行者来说，也是难得一见的风景。
旅途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一个全然自足又壁垒森严、态度轻松又个性鲜明的地方停靠片刻——日惹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至少和雅加达相比，日惹更像是爪哇的灵魂。这里的爪哇语最地道，文化传统最鲜明，老规矩数不胜数。它完全独立，甚至拥有自己的海关，皇室仍然住在皇宫最深处，由穿着传统服饰的老家臣服侍。它是苏丹统治的特区——或许也是爪哇最后一个城邦。
我参观了苏丹的皇宫。这个独特的区域犹如一座带有城墙的城市，里面生活着大约两万五千人，有自己的市场、商店、蜡染、银器作坊、学校和清真寺。大约有一千名当地居民被苏丹雇用。皇宫分前后院，前院是旧时苏丹上朝处，有殿阁和庭院，后院是嫔妃们的住所。后院的大门旁立有两尊石雕，右边是巴劳巴达，代表善良，左边是金卡拉巴拉，代表邪恶。
大殿内，加麦兰编钟乐队正在弹奏“叮叮咚咚”的古乐。中国式的凉亭里，宫廷诗人依然日复一日地唱诵史诗。那本史诗是如此厚重，以至必须放在一张茶几一样的小桌子上。年迈的诗人盘腿坐在桌前，打开台灯，偌大的凉亭里只有他孤单的身影。他开始唱诵，声音抑扬顿挫，歌颂着皇室和神明——那是伊斯兰教来到之前的声音。我很快发现，他完全无视那些窥探、凝视，甚至快要趴在地上按快门的游客。他的注意力从不移开，脸上有一种高贵的漠然——一种在皇宫内待久了的人才会有的骄傲。
我在皇宫里随意步行，看到腰间别着格利斯短剑的侍卫，身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服，裹着纱笼。他们一定已经在宫里干了大半辈子，如今都垂垂老矣，盘腿坐在走廊前的蒲团上，有的发呆，有的闭目养神，像村委会门口一群晒太阳的老大爷。我望着他们，想象他们在皇宫里的漫长一生。他们护卫着国王，年轻时一定还护卫过国王的父亲。这个国家的思考方式或许被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席卷，可在这里，在这些老侍卫身上，我看到一种恒常之物——这正是日惹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这座宫殿由哈孟古·布沃诺（意为“宇宙位于我的膝上”）一世修造，现在住在里面的是哈孟古·布沃诺十世。唯一让人迷惑甚至会心一笑的，只有挂在走廊前的木牌，上面用英语写着：禁止与侍卫合影……
此时，我看到四名宫女托着银盘进入后厨。这是国王的午餐，依然按照古老的传统，由试菜师验证无毒后，才能呈进。侍女们大概五十岁开外，穿着朴素，长相也很难称得上端庄，不过这不是拍摄电视剧的外景，而是现实。虽然每月只从苏丹那里领到微薄的津贴，但她们认为，到宫里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一些当地农民在农闲时也常来宫里谋差事，还有很多人自愿来宫里服务。在日惹人眼中，只要能在皇宫里干活，哪怕是临时工，也是一件体面的事。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同身受。一群马来西亚华人就表现得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封建势力复辟”。连国王最喜欢的斑鸠鸟，他们也避之不及——“那声音可不吉利！”
在爪哇，并非每次发现都是快乐的。因为风景过于斑驳，现象错综复杂。如果你试图找到一种思考框架，使所见的一切如星座般各安其位，那结果多半是让头脑变得更加混乱。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理解一切，或许会容易很多，可惜它到达这里的时间还不足以形成文明。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里，我甚至无法找到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任何内容——馆里展出的只是土著文化和各个时期留下的佛像。
我乘巴士前往普兰巴南，这里是印度教的遗迹，位于日惹东北十八公里。和婆罗浮屠的命运一样，普兰巴南建成后不久就被遗弃，然后在历次火山爆发、地震和偷盗中，化为悲剧性的废墟。
寺庙群紧挨着公路主干道，即使站在路边远眺，大湿婆神庙的尖顶也甚为壮观。实际走进去，发现仍有大片倒塌的石块，被听之任之地散落、堆积在原地。大量断手断脚、无法修复的佛像立在草地上，像屠杀过后的现场。
环绕大湿婆神庙的走廊内壁上，雕刻着《罗摩衍那》中的场景，讲述的是罗摩王子的妻子悉多如何被诱拐，以及猴神哈奴曼如何找到并解救她的故事。这个故事仍然作为爪哇传统戏剧的一部分，在普兰巴南村的露天剧场上演。然而普兰巴南村已是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教村落。
有一则传闻说，1965年苏哈托军事政变后不久，要求每个国民申报自己的宗教信仰，普兰巴南的村民一度感到十分踌躇。他们是穆斯林，然而又感到自己不能这么申报——因为违背了太多伊斯兰教戒律。他们了解到自己的祖先建造了伟大的普兰巴南寺庙群，尽管其背后的文明已无从知晓，但他们知道这和印度教有关。他们也知道，平时喜欢看的哇扬戏，很多情节也来自印度史诗。于是有村民提出一个设想：他们应该申报自己信仰印度教。
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最主要的一条是，他们不清楚信仰印度教应该做什么，对印度教的历史或仪轨都一无所知。于是他们请来巴厘岛的印度教祭师，教授他们印度教的常识，可最终发现过去已无法重建，文明一旦丢弃，就不可能再轻易地捡起。于是，他们只好申报自己信仰伊斯兰教。
从博物馆的旧照里，我看到1885年荷兰人发现这里时的情景。当时，这里是一片更加荒凉的废墟，到处长满荒草，野象横行，而那些荷兰人迷茫地坐在石头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迷茫我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如此宏大的建筑被轻易地遗弃，一种压倒性的文明彻底消失，无论谁也难以理解。即使是拥有现代化机械的今天，想完全修复普兰巴南也困难重重，更何况在古代？那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恒心和毅力？
我深深地感到，这里展示的不是文明，而是文明的丧失，是一种被时间遗弃的力量。那些已然倒塌的是现实，而那些被好意修复的，与其说是保存现实，不如说像镜子一样映照出现实的残酷。
对我来说，同样残酷的现实是，在苦等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开往梭罗的商务列车坏了，不得不换乘无空调亦无座位的普通列车。我蜷缩在行李箱上，看着对面一个表情忧郁的中年人：牛仔裤、黑色T恤、冒牌Hugo Boss夹克衫。稻田依然无休无止，可车门无论如何无法关闭。也许应该庆幸才对，因为风顺着门缝涌进闷热的车厢，如同上天的恩赐。
——这才是爪哇，我心想，一个在现实性中运转的国度。那天晚上，我无所事事地去梭罗剧场看戏。买的VIP票，合人民币两元。当我捏着软软的票根走进去时，发现剧场已经坐了一大半人。有些人在睡觉，有些人在接吻，一个戴着头巾的漂亮女子在左顾右盼。我坐到她身边，可她很快就起身离去。
戏是爪哇传统戏，散发着印度史诗的诙谐与荒诞。散场出来已是10点多，可剧场外依然热闹非凡：一群下国际象棋的光脚男子，一支演奏流行歌曲的业余乐队，几个练习英语发音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沉思者。透过头顶的树叶，新月洒下它的光辉，可兴致勃勃的人们毫无散去的迹象。
回酒店的路上，经过城市的主干道。我惊奇地发现，大街两侧停满摩托车，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坐在、躺在、靠在马路牙子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出什么事了”，但是很快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无辜、闲散、寂寞，还带着一点青春期的迷惘。
我问出租车司机，他们在干什么？
“Just for fun.（只是为了好玩。）”司机耸耸肩告诉我。
从梭罗再次乘上列车，向东赶往庞越，这回需要九个小时。爪哇只是印度尼西亚的第四大岛，但实际走起来，才真切地感受到——那也是相当遥远的距离。
茶色玻璃外是近乎“永恒”状态的稻田，平平坦坦，却看不到任何现代化机械，全由人力和畜力耕种。手头的《雅加达邮报》上说，美国国会规定2015年前，三分之一的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但看看近在眼前的爪哇农民，不由得感到一种违和感。另外，从西到东一路走过来，感觉爪哇就像一座巨大的粮仓（它也确实被荷兰、日本当作粮仓侵略过）。如今虽然天下太平，可这样的身份也不是“国家独立”或“和平崛起”能够轻易改变的。
火车经过泗水，这是东爪哇的首府，从火车上看，仿佛是连绵不断的棚户屋所组成的钢铁集合体。等待开闸的浩荡人群，骑着摩托车，无一例外地面无表情。不时经过污染严重的小溪，有孩子蹲在水边独自玩耍，太阳煌煌地照着。我想起普拉姆迪亚的小说《人世间》就是以泗水为背景：少年明克进入荷兰人开的贵族学校，在爪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撕扯中逐渐成长。此书被称为印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然而一百多年过去，这种撕扯依然存在。
傍晚到达庞越，不幸的是，开往布罗莫火山的巴士已经停运，只好包车前往。不用说，要价高得惊人（合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只是也没有可以替代的选项。从庞越到布罗莫火山所在的塞莫拉旺小镇，走山路还要近两个小时。赤道地区天黑早，我怕耽误时间，虽然明知被老板索要了高价，也无可奈何。
司机小哥是一个看起来松松垮垮的年轻人，叼着烟卷，双眼通红，说他刚从赌桌下来，我也一点都不会吃惊。车是印尼产的硬邦邦的吉普，舒适度照例不佳，不过这点自我安慰一下就好。
暮色中，我们穿行在玉米疯长的陌生小镇。伊斯兰教的唱经声在天空回荡，路边烤串的烟气四下弥漫。小哥开得很慢，又不时减速，与碰到的任何人（或牲畜）吹口哨，打招呼，然后告诉我：“My friend.（我的朋友。）”
不到半小时，车就没油了。无奈之下，只好掉头回去。小哥自称“身无分文”，由我垫付油钱，他却从对面的小卖部晃出来，买了包烟，悠然点上。这里明明是加油站，墙上也明明贴着禁烟标志，可无论是谁，全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加完油出来，天终于黑透。既已黑透，我也懒得再开口，任由司机小哥在漆黑一团的山路上，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左冲右突。车厢里一片死寂，只有风声和不断响起的刹车声。除了祈祷，我也别无他法。有时甚至想，在这个暴力性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本已近乎奇迹。
小哥突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U盘，插入接口，音乐陡然响起，竟是Jessie J的《价码》(“Price Tag”)。
金钱买不到满足和快乐，
我们就不能慢一点，享受当下？
我打包票这样感觉很好！
这无关金钱、金钱、金钱！
我也不需要你的金钱、金钱、金钱！
我只要你跟我舞蹈，忘掉价码……
终于到达塞莫拉旺，它就在腾格尔火山口的边缘，俯瞰着布罗莫。我顾不得挑三拣四，入住一家清教徒般的小旅馆。大概因为海拔原因，水管出水困难，可以勉强刷牙，但没法洗澡。我出去买了一瓶Bintang啤酒，坐在火山小镇自斟自饮。天上没有一颗星，远方是无穷的黑暗。
翌日凌晨4点，我们被塞进一辆小型吉普，前往观测点看日出。所谓的“观测点”，在布罗莫火山旁边，海拔更高的潘南贾坎山上。如果运气够好，可以看到从古老的腾格尔火山口内崛起的布罗莫火山，它西侧的库尔西、巴托克火山，以及爪哇最高峰塞梅鲁火山（三千六百七十六米）在日出时的盛景。
吉普在黑暗中一路颠簸，透过侧面的车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可能感受到整个世界在迅速后退。司机是个壮实的腾格尔汉子，自如地驱使吉普躲过各种坑洼，轮不沾地往前飞驰。我紧紧握着扶手，闭上眼睛，任由脑浆组织大面积重组。那感觉像是参加追捕任务的缉毒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即将走投无路的毒贩。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观测点。下面早停了十几辆同样型号的吉普。雨后春笋般的游客，不约而同地会聚到这地球的一隅，穿着防风夹克，走完登顶的最后一段路程。出租和售卖棉衣棉帽的小贩们，跑上跑下地招徕生意——观测台寒气四溢，如果不是穿了抓绒，笃定会被活活冻死（几年前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站在观景栏杆前静静等待。眼前是火山的谷底，但此刻一片黑暗，远方同样沉浸在更大规模的黑暗中。我想象着在地球某处，太阳已经从地平线喷薄而出，向西驱赶巨大的阴影，它的锋刃离布罗莫越来越近。但是此刻，布罗莫无疑还在沉睡。不知为什么，周围几乎没有人开口，黑暗和寒冷似乎吸走一切生气。天空适时地下起绵绵细雨，打在土上簌簌作响，像小女孩穿了大人的拖鞋乱跑。一些人离开了，但更多人选择留下。
光亮的出现似乎只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却构成两个世界的分野。这时，我终于可以看清眼前的景致：近处的树木，远处的云海。但雾气过于浓重，看不到火山的踪影。普遍性的失望像癌细胞扩散一样，迅速波及每一个人。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样的天气根本不可能看到日出。”
“当地人可不管这一套。”
“我准备走了，亲爱的，你呢？”
“多等一会儿，我们这辈子来这里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
人们还是开始陆续离开，规模随着腾格尔司机上来催促达到顶峰。最后整个观测台只剩下我和一个西班牙人。
“走吧。”他终于沮丧地说。
可就在这个瞬间，风突然开始把晨雾驱散。我看到山谷间的云雾迅疾流窜。我们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瞬息万变的景色。就在风把雾气全部吹开的短短几秒钟里，我们有幸目睹布罗莫火山和远方塞梅鲁火山被朝霞渲染的山顶。
“太美了，简直超越我的想象！”西班牙人激动地宣布。然后，新一轮的雾气便来了，瞬间吞噬眼前的一切。
回到吉普车上，我们返回火山口边缘，然后越过沙海，下探到腾格尔底部。此时天已大亮，我看到布罗莫陡峭的山体，耸立在辽阔的熔岩沙平原上——它像是一片干涸的黑色河床，荒凉而萧瑟。史前时代的地球景致，恐怕不过如此。腾格尔马夫们披着斗篷，牵着马匹，想把游客送到火山脚下，但大多数人选择步行。
布罗莫火山已经近在眼前，它神秘的坑口冒出滚滚浓烟，仿佛一口烧开的大锅。我沿着落满火山灰的台阶，爬上最后几百米，直抵坑口边缘。热气和硫黄气体迎面扑来。我知道，只要顺着洞口下去，就可通向地球遥不可知的最深处。然而，纵使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这依然毫无可能。
山下的沙海一片苍茫，如同月球表面。一座印度教神庙兀立在沙海中央——它的位置如此突兀，造型如此古怪，以至让我感觉它是被湿婆的大手随意摆在那里。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只是匆匆过客——这里是布罗莫的领地，是神的世界。
布罗莫之所以神圣，并非因为它的景观，光是它的存在就已经足够。长久以来，笃信印度教的腾格尔人就生活在对它的知晓中，并且以它作为生活的尺度。16世纪，当伊斯兰教的洪流颠覆满者伯夷王国，为了躲避灾难，腾格尔人避世于这片荒凉之地。那时，国王没有子女，王后祈求火山之神，帮助他们繁衍子嗣。神灵答应了，赐予他们二十五个孩子，但要求年龄最小且相貌英俊的男孩葬身火海，以示报答。王后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但勇敢的男孩为了整个王国，甘愿牺牲自己。不管怎么说，是火山拯救了腾格尔人。如今，每到一年一度的卡萨达节，腾格尔人依然会来到布罗莫，向火山口内投掷祭品，祈求神灵的眷顾。
从火山回到塞莫拉旺，游客们纷纷乘坐早班汽车离开，有的前往泗水，有的转战巴厘岛，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小镇，顿时显得空空荡荡。只有等到傍晚，新一轮的客人才会陆续到达，然后是新一天的日出、徒步、火山探险……
我在小镇上随意漫步，发现它真的就在火山口边缘，火山的任何一次大规模喷发，都可能是灭顶之灾。然而，肥沃的火山灰上遍植着山葱，苍绿而茂盛，带着爪哇特有的勃勃生机。在爪哇，繁茂与毁灭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一个卖毛线袜的腾格尔小贩朝我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国人？”他连珠炮似的发问。这之后，语言不通让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我看到他穿着中国产的夹克，骑着日本产的摩托，于是递给他一根美国产的骆驼牌香烟。
气氛相当融洽。直到和我挥手告别，他才终于想起什么似的大声喊道：“要袜子吗？布罗莫纯手工！”
在无人留意的小城文多禾梭，我奇迹般地逗留了两日。也许是因为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安逸感，也许仅仅是出于旅行即将结束时的忧郁症——我几乎已经走到爪哇的最东端，在一个闻所未闻的陌生小城。这里棕榈树婆娑摇曳，海风拂面而至，清真寺开始呈现巴厘岛风格，而地里的甘蔗竭力疯长，足有两米多高，在风中簌簌摆动。
旅行至此，我已总结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爪哇性”的东西：它是自发的、旺盛的、原始的、热带的、暧昧的、植物性的、永不疲倦的、混乱与秩序纠缠不清的……此刻，在文多禾梭，我感到有必要给这次旅行一个强有力的结尾。
我的目光在地图上游走，马上就锁定了旁边的伊真高原。介绍简单清晰地写道：“这片高山区森林密布，人口稀少，有很多咖啡种植园和几处与世隔绝的定居点。通往高原的道路很不理想，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前往此处的旅行者数量稀少。”
根据我在爪哇的旅行经验，连游客都极少涉足的地方，恐怕是相当“原生态”。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乐，暗自做好心理准备，但“爪哇性”事件还是始料未及地发生。
第二天清晨，坐上之前联系好的吉普车，我发现我雇用的司机还带上了他的“情人”。
“A friend.（一个朋友。）”他以无关痛痒的口吻介绍。
女孩说她十九岁，是旅行社新来的实习生，而司机已经四十开外，发际线明显后移。我问司机，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
“不不不。”他斩钉截铁地否认。
然而在路上，两个人的言行举止却没有那么斩钉截铁的说服力。即便听不懂印尼语，仅仅从他们的肢体语言看，也未免过于亲昵。
“看车！”
“有人！”
我不得不一次次发出警示，确保“爪哇性”不会成为“悲剧性”。
后来，我终于找到机会单独问女孩：“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水蜜桃般的红晕，“是最好的朋友。”
“……”
不管怎样，我们平安进入“无名之地”，连当地卡的手机信号也像断线风筝一样不见踪影。此地果然山高林密，虽然路况并不算太坏，但擦肩而过的车辆、行人都屈指可数。仔细想想，司机带女孩来这里也是用心良苦——这里风景优美，人迹罕至，又没有信号，堪称约会圣地。
吉普在狭窄的林间公路上飞驰，柠檬色的阳光透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落一地。窗外是漫山遍野的咖啡种植园，咖啡树上结满红色的果实。自从欧洲人把咖啡引入爪哇，这里就成了重要的咖啡产地。文多禾梭那些漂亮的荷兰式房子，都是当年种植园主的私宅。
此地盛产“猫屎咖啡”，是麝香猫偶尔吃下成熟的咖啡果，经消化系统排出体外所得。胃液的发酵作用，使咖啡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不用说，经过这么一番大动干戈，每磅咖啡豆的售价也高得惊人。不过即便在此地，野生麝香猫也已相当罕见，更不要说还能被人恰好捡到它们排出体外的咖啡豆。
如今的“猫屎咖啡”都是人工养殖的麝香猫所产。这些麝香猫被关在笼子里，每天被迫吃下大量咖啡果——虽然猫也有各式各样的猫生，但只靠咖啡果果腹的猫，无论怎么看都相当凄惨。只是有需求就有市场。据说，窗外的咖啡果采摘下来后，会有一部分专门运到麝香猫养殖场，用于生产“猫屎咖啡”。
我们还经过一些不大的镇子，是咖啡工人的聚居地。一致性的建筑，一致性的人生。简单聊了一下才知道，他们的祖辈都是荷兰人从苏门答腊带过来的，几代人如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在中国似乎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但在日复一日的咖啡园，却感觉几乎与永远无异。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伊真火山。它是爪哇主要的硫黄采集地，拥有一个绿松石颜色的火山口含硫湖，周围环绕着陡峭的火山壁。这里的旅游并未完全开发，直白点说，几乎不存在配套设施，但是一些旅行者会来这里（似乎法国人居多，因为都在说法语），看壮观的火山湖和采集硫黄的工人。
在很多人眼中，这些硫黄工人的生活堪比“人间地狱”。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毒气四散的火山口采挖硫黄，然后把硫黄矿石卖给山下的制糖厂，用于制糖过程中去除蔗汁杂质的硫熏。他们先要爬三公里的陡坡到达山顶，再爬两百米的峭壁下到火山口，用最原始的方式烧硫黄，然后手拣肩挑，把八十至一百公斤的硫黄用扁担原路扛到山下。如此走完一个来回，需要三到四个小时。他们凌晨2点起床，为的是赶在毒气更加肆虐的正午之前，完成一天的工作。他们每天能挑两趟，赚大约五美元。
在上山的入口处，我看到一个写着“因故关闭”的牌子，和爪哇的大多数牌子一样，只要弯腰过去即可。接下来便是三公里长的山路，山势变化多端，坡度也时急时缓。周围是茂密的丛林，可以近距离看到长臂猿在树丛间跳跃。比起一片荒芜的布罗莫，这里更像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湿又滑，可没什么值得抱怨的。因为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硫黄工人，扛着沉甸甸的扁担，依然健步如飞。他们没有登山鞋和登山杖，有的甚至只穿着夹脚拖鞋，人看上去也瘦瘦小小，绝不是想象中大力士的模样。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从事着这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体力，报酬却极其微薄的工作。
爬到山顶，我看到一望无际的高原。它如同沉睡的巨象，趴伏在蓝色的苍穹下，仿佛随时可以起身，把世界掀翻。通向火山口的小路破碎不堪，硫黄熏枯的植被横躺在路上，好像史前动物的遗骸。我走到火山口边缘“禁止下行”的警告牌前，看到热气蒸腾的绿色火山湖和喷发着硫黄气体的黄色矿床。在这样的高度，一切宛如魔幻电影中的冷酷仙境。
这也是大部分旅行者选择在此止步的原因。如果下到湖边矿床，至少还需半个小时。那是一段艰险的攀爬，一些路段很滑，硫黄气体势不可当。据说几年前，一名法国旅行者失足坠落，就此丧生。
或许是心理作用，我感觉下去的路极为漫长，每一步都迈得十分沉重。那些硫黄工人还要把重达两百斤的硫黄背上去，所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越接近火山口，硫黄气体就越猛烈，我不得不戴上在北京防霾用的口罩，才能保证呼吸，而大部分工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挑着扁担，挺着胸脯，极为缓慢地走着，好像电影中的慢速播放。我可以听到他们沉重而快速的喘息声和发力时的呻吟。
终于到达热气蒸腾的火山口。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绿松石颜色，而地热通过湖水表面释放出来，变成一片白茫茫的雾霭。在湖畔的硫黄矿上，铺设着几十条陶瓷管道，从火山口喷发出的热气通过管道形成的真空加热，大面积融化着硫黄矿。一种如血的红色液体，沿着陡坡流淌下来。一些工人正在湖边收集冷却成块的硫黄，然后用铁锹砸碎，装进篮子。
周围如此寂静，无论是湖水、矿床还是人，都悄然无声。我只能听到铁锹击打硫黄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单调地在谷底回响。
我站在这场景中，久久不能开口。即便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依然感到语言的无力。我深知任何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背后，都是无法想象的艰苦现实。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黄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样平常。作为亚洲最大的火山坑，伊真火山的硫黄喷发量为世界之最。这被看作一种幸运。因为在人口日益密集的爪哇，城市和乡村都无法再提供更多供养。对当地人来说，挖硫黄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更是一条现实的出路。工人们告诉我，在爪哇，一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不过一百美元，而他们可以拿到一百五十美元。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黄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这样做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
突然，火山湖喷发出一阵巨大的烟雾，夹着热气和硫黄气体扑面而来。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四散躲避，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产生一股强烈的二氧化硫的酸味。我剧烈地咳嗽着，虽然戴了口罩，也毫无作用，肺叶好像都燃烧起来。
这时，一只手把我拉向旁边的一处背风岩石——是一个硫黄工人，他看到我困在那里，便出手相助。他也在流眼泪，也在大口喘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的皱纹里全是黄色粉尘。我们蹲伏在岩石下面，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我鼓足勇气，爬回人间。
回去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一片林中墓地。小小的墓碑，插在落满树叶的土壤里，没有文字，亦无名无姓。是的，在爪哇，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也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我见识了繁华而凌乱的雅加达，也看到被刻意回避的历史。我参观了雄伟的佛塔，却发现它早在一千年前即被遗弃。我整日听到伊斯兰教的唱经声，但明白那只是一种信仰，与爪哇的文明无涉。我在人群散去的火山小镇游荡，发现它美得近乎忧郁。最终我抵达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它用人的故事告诉我，这才是爪哇的灵魂。
就这样，吉普车一路向东。我毫无知觉地睡去，醒来已到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