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Orcaella号在雨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次航游，八天七晚。从仰光起航，沿伊洛瓦底江北溯，直至蒲甘。
乘客基本是来自欧美的夫妇，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以上，很多拥有自己的企业。有两对夫妇来自美国——交谈中，他们把富人分为两类：富人和真正的富人。“少于几百万美元资产的算不上真正的富人。”一对夫妇来自意大利——男人酷似黑手党，总叼着雪茄，妻子比他小二十岁左右。一对夫妇来自澳大利亚，在珀斯从事矿产开发。一对情侣来自莫斯科——家族从事天然气出口。一对男同性恋恋人来自柏林——来蜜月旅行。挪威人克里斯蒂安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后来我听说，他们住在曼谷，经营一家造船厂，Orcaella号就由该厂建造。此外，还有一个来缅甸寻根的加拿大人。他出生在仰光，父亲是殖民政府的官员——他的背包上挂着加拿大航空的白金会员卡。
早在20世纪70年代，游客就想尽办法探寻这片秘境。“孤独星球”的创始人托尼·惠勒在回忆录中写道，他1972年第一次造访缅甸时，连仰光最著名的斯特兰德酒店都已破败不堪，墙上贴着几十年前的寻人启事。2010年，昂山素季恢复自由，缅甸开始打开尘封已久的国门。随着资本的进入，旅游业的面貌最先发生改变，标志之一便是奢华酒店集团的进驻。
Orcaella号游轮由经营着东方快车的贝尔蒙德集团建造。它的名字源于栖息在伊洛瓦底江的一种江豚。Orcaella号设有二十五间客舱，均有可看到河景的落地窗和小露台。游轮的底层甲板设有医疗室，专业医生随船护航，尽管游轮经理温敏在介绍时和大家开玩笑：“这里没有人想见到你，医生。”
某种程度上，Orcaella号就像是这个世界的缩影：甲板上的一小群人掌握着世界的资源和权力，而服务于他们的人如同金字塔的底座。航游结束前，温敏告诉我们，船上有近一百名工作人员，很多人面露惊异之色。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有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和私人导游而已。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住在最下层的甲板，大部分平时很少露面。那是一支隐形的“军队”，确保游轮上的一切正常运行。
一天晚上，我们在江边一座废弃的古堡里用餐，那是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的故地。我发现，所有的照明、布景都是由船上的工作人员提前搭建的。铺着白桌布的餐桌和亮闪闪的餐具都是从游轮上带来的。食物正在现场烹制，烛光在微风中摇曳，照着冰得正好的葡萄酒……
上船的第一晚，甲板上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男人们穿着Polo衫或亚麻西装，女人们穿着晚礼服。日本太太知香是全场的亮点。她拿着手帕和日本折扇，丈夫们的目光被她吸引，这显然引起一些太太的轻微不快。话题从投资到股票，从瑞士名表到波尔多酒庄。几乎每个人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旅行过，他们交流着彼此住过的酒店，谈论着哪里的SPA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上次去坦桑尼亚旅行，找的是Abercrombie&Kent旅行社。”
“我对滑雪不感兴趣，但我推荐瑞士的The Chedi Andermatt酒店，它家的日本餐厅是我吃过最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在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上，决定共同话题的并非国籍，而是语言和阶层。大部分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只有意大利夫妇和俄罗斯情侣因为不善英语，被稍稍隔离在外；那对德国恋人则因为性取向不同，甘愿自娱自乐。
我发现，至少有三对夫妇之前就来过缅甸，这次不过是专程来体验游轮。他们欣慰于身在缅甸却不必车马劳顿的特权——这远比在欧洲享受同样的服务更令人兴奋。他们喝着香槟，望着幽暗的河水和丛林，目光中有一丝悲悯。
“这里简直美得忧伤，不是吗？”
缅甸仍是一个电力匮乏的国家。太阳落山后，两岸只有零星的灯火，像沼泽中闪烁的磷火。游轮正穿行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可我却不时感到：真实的缅甸正沉浸在两岸密不透风的黑暗中。
我的思绪不断回到初到仰光时的情景。从机场出来，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进城。那是一辆日本淘汰的旧皇冠。在码头附近，我看到留有殖民时期痕迹的街区。建筑物上长满苔藓，有些房子看上去已经废弃，可实际上仍有人居住。街边遍布古老的书店、理发馆、啤酒屋，黝黑的工人搬运着热带水果和鱼露。
“这里就是东方。椰子油、檀香、月桂和姜黄粉的味道在酷热得令人眩晕的空气中飘荡。”当Orcaella号从仰光码头启程时，我想起乔治·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写过的句子。奥威尔在缅甸待了四年零九个月。在《缅甸岁月》里，他曾写到仰光的“欢乐时光”：在安德森餐厅用餐，享受着从八千英里外运来的、冰冻冷藏的牛排和奶油，进行着了不起的豪饮比赛……而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在乏味的日子里与书籍为伴”，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瞥见丛林和泥泞道路以外的世界”。
每天下午，Orcaella号上都有一场小型讲座。作家鲍勃是讲者之一。大家坐在凉快的客厅里，喝着红茶，吃着点心，听鲍勃讲述奥威尔在缅甸的日子——这段时光对这位作家一生的写作至关重要。我很快发现，如果你足够有钱，就用不着看书，因为可以找到像鲍勃这样的人把精心挑选、剪裁过的信息讲给你听。讲座涉及缅甸的方方面面，话题每天不同。一点儿背景知识，一点儿逸闻趣事，大量照片，最后十分钟自由提问。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讲座”，因为这远比看书轻松，而且每个人都以提出一两个听上去很聪明的问题为乐。这是游轮提供的服务之一。它设立的前提是：不用看书是富人的特权。
鲍勃今年五十三岁，穿着红色夏威夷花衬衫，藏青色牛仔裤，搭配棕色皮靴，看上去就像刚从《非洲的青山》里走出来的专为富人提供狩猎服务的白人向导。他是澳大利亚人，定居仰光，正写一本西藏喇嘛转世的小说，并确信“它无法在中国出版”。他在Orcaella号上当讲师已经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认识他。他消息灵通，知道不少段子。
有一天，我和鲍勃一起晚餐。正是他告诉我，日本女人知香的丈夫——那个挪威人，建造了这艘游轮。
“你觉不觉得她很迷人？”鲍勃问我，“那天讲座完，我悄悄对她说，是你坚定了我以后找个日本太太的信念。”
“你说这话了？”
“当然。”
“她怎么说？”
“她什么都没说。”鲍勃挽起袖子，坏笑起来，露出一对多毛的胳膊。
我问鲍勃为什么选择在仰光生活。鲍勃反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像仰光一样集衰败和高贵于一身？”
作为奥威尔和吉卜林的信徒，鲍勃在仰光寻找着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他喜欢那些破败的殖民建筑，像是一场美丽的梦——“a sense of déjà vu”，梦醒之后一片荒芜。他在仰光颇有名气，这也是Orcaella号找他做“驻船讲师”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不呢？他们在船上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鲍勃告诉我。
游轮上的故事很多，这成了鲍勃和每位客人的谈资。一天傍晚，我听见鲍勃对坐在吧台上的意大利太太说：“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美国人。他不喜欢走路。只要能够花钱代步，他就会选择花钱。你相信吗，从离开马里布的家，到坐到这艘游轮上，他自己只走了五十步！”
实际上，即便下船，我们也用不着走什么路。Orcaella号早就为外出游览的旅客备好交通工具。每次下船，工作人员都会递上矿泉水和遮阳伞；回到船上，则是鲜榨果汁和冰毛巾。鞋子脱下来，有专人拿去清理擦拭，再放回客房门前。这样的旅行，用不着受一点苦。用温敏的话说：“现代文明的便利，在旅行中必不可少。”
一天早上，游轮在一座叫德努漂的小镇停泊。我们在码头下船，坐上人力三轮车，穿行在坑坑洼洼的街市上。德努漂是连旅行指南都不曾提到的小地方。换句话说，除了我们，几乎没有游客。因此当地人全都驻足观看。
“你觉得怎么样？”美国太太扭头喊道。
“非常原始，”她穿着百慕大短裤和船鞋的丈夫回答，“像CNN的《非洲声音》！”
路边是杂乱的集市，遍布嘈杂的人群，出售当地人的必需品——香料、蔬菜、香蕉、槟榔……女人们头顶着大篮子，孩子们光着脚。在街边闲逛的野狗，三五成群。屋檐上的电线像毛线球一样乱成一团。这是星期二的上午，可很多孩子都在街上，似乎没人上学，或者根本没有学校。
我们路过一个广告牌，一个穿着时髦的美丽女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那似乎在昭示一个“未来”，一个理想中的“未来”，只是这个“未来”蒙上了一层尘土，显出一幅前途未卜的景象。摩托车已经普及，穿着笼基和拖鞋的男人，叼着土烟，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田野晒得发白，蒸腾着热浪。
德努漂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的普通小镇，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前现代的浪漫可言。尽管佛教为这里确定了一种宁静的调子，长期的闭关锁国又让人们容易以为这里依然充满田园风情，可实际上，现代性早已无孔不入。作为一个还未开始大规模现代化的国家，缅甸似乎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现代化焦虑。
太阳开始变得毒辣，风吹起路上的尘土。来到一家寺院，世界才安静下来。我们脱了鞋，随向导走进寺院。1825年，摩诃班都拉将军在这里抗击英军而死，他的墓地就在这座寺院内。
那是缅甸与英国间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以缅甸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为结果。六十年后的第三次英缅战争中，英军占领缅甸当时的首都曼德勒，流放国王，把缅甸变成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一名叫索的缅甸向导向我们讲述着这段历史，讲述着班都拉将军如何一度胜利攻入印度阿萨姆邦，令加尔各答当局一片慌乱；如何迎击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的英军，最后在德努漂功亏一篑。索的英语很流利，模仿着美国口音。他讲得绘声绘色，却又尽量不带感情。他深谙这些游客的心理——他们不是来此为历史负责的，更无须承担心灵的负担。所以他很快就把缅甸的这段苦难历史“合理化”：“那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无论班都拉将军的胜败如何，都无法改变大的时局。”
“的确如此，”穿着拉夫劳伦T恤的澳大利亚人说，“这一切都无法避免。”
“某种程度上，你会替他们感到悲哀，因为你知道，他们在用落后的东西对抗现代文明。”美国人皱着眉头说。
“Touché！（太精辟了！）”加拿大人表示赞同，澳大利亚太太也点点头。
这显然让美国人颇受鼓舞。他微笑着。
“从这个角度看，当地人的反抗毫无意义。”他看了看大家，“Am I right？”
Orcaella号每天行驶约一百二十公里，景色的变化只在潜移默化中发生。驶过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后，河道变窄。两岸开始出现连绵不绝的山丘，长着旺盛的荆棘和凤尾竹，一派草莽之气。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站在两座茅屋之间，他瞅见我们的游轮，立刻大喊起来，随即更多的孩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跳着，挥着手。
我们经过一些江中小岛。温敏告诉我，当雨季来临时，小岛就会被江水淹没，旱季时又会浮出水面。江水沉淀的营养物质，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特别肥沃。尽管每年都要被淹没一次，很多缅甸人还是选择在岛上生活。他们的房子是那种简易的茅草屋，里面也没有什么家具。他们就像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样的生活，造就“缅甸粮仓”的美名——缅甸百分之九十的蔬菜产自这里。
温敏是个英俊而消瘦的缅甸人，有浓密的眉毛和修长的睫毛。来Orcaella号工作前，他一直在一家经营越南湄公河游轮的新加坡公司工作。当时申请护照和签证昂贵而麻烦，为了顺利出国，他不得不一次次贿赂军政府官员。温敏在游轮上工作了十多年，从餐厅的服务生做起，直至成为总经理。听说贝尔蒙德集团开始经营Orcaella号后，他发去求职申请。
“对我来说，伊洛瓦底江是比湄公河更亲切的地方，”温敏说，“我的家乡在仰光，我从小看着这条河长大。”
此时，我们正经过阿高山，卑谬北部的一个地方。无数石头凿刻的佛像，坐卧在江边山崖的岩洞里。太阳落在水天交界处，像一只小巧的蝴蝶，江水一片灿烂。一个赤膊男人驾着小舟行驶在佛像下面，佛陀注视着他。俄罗斯情侣拿出单反相机拍摄起来。意大利男人倚在甲板的栏杆上抽着雪茄。其他人也陆续来到甲板上，谈论着眼前的景色。服务员送上鸡尾酒。
温敏欣喜于缅甸这两年来的变化。情况正在好转，政府也在改变。两年前，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到处都有秘密警察。如今我们却可以站在游轮的甲板上自由谈论这些话题。
“我总是对我的客人说，我特别感谢你们来缅甸旅行，”温敏对我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把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告诉缅甸人。”
“也许吧，但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问题。”
“但是中国很强大，”温敏想了想说，仿佛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在去照顾其他客人前，他冲我眨了眨眼。
暮色开始降临，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不久我们在一个渚清沙白的沙滩停泊。游轮的到来，让几只水鸟拍着翅膀飞走了。四周没有人家，没有村落。三四个游轮雇用的村民，从远处的村子赶来，晃动着手电，帮助船员选择泊船地点。之后他们又晃动着手电离开，哼着乡村小调。
天终于黑了下来，大地一片寂静。江风吹过沙滩，拂过远处沙沙作响的丛林。国家不存在了，民主、自由不存在了。此地只有时间留下的亘古荒芜。
这里距卑谬不远。8世纪时，卑谬曾是骠国的首都，主宰缅甸近千年，强大到不可一世。如今，曾经的王城位于卑谬城外几公里处的乡间，只剩下一片废墟。第二天，我们在卑谬下船，坐车前往那里。
废墟遗址周围有十四个村落，住着大约一万人。1989年，为了缓解居住空间紧张，政府将这些人口从附近的城镇迁徙至此。显然，政府并非有意让人们定居在遗址范围内，但因为疏于管理，农民常常进来放羊，甚至搬砖加盖自家房屋。透过车窗，我看到遗址已与大片耕地连为一片。煌煌日头下，穿着笼基的农民正拉着水牛干活。这样的场景恐怕从骠国时代起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我们跟着索参观遗址内的考古博物馆。因为缺乏资金，考古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从博物馆陈列品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不过从那些已出土的佛教雕像和日常器皿中，还是可以看出古代骠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佛教国家。
“我们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如今博物馆空空荡荡，每月来这里的游客不足一千人，大部分是像我们这样的定制旅行团。
“如果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我们将有资金进行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人员说，“卑谬处在仰光和蒲甘中间，如果游客在去蒲甘的途中，愿意在卑谬逗留一夜，无疑会大大带动这里的旅游业。酒店、交通等配套设施也会得到改善。”
然而，要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首先意味着生活在遗址附近的农民必须迁走。家在蒲甘的索说，这样的事情曾经在蒲甘发生过一次。二十多年前，同样是为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军政府在老蒲甘以南五公里处划出一片空地，命令当地居民一个月内搬到那里。这块被命名为“新蒲甘”的地区，当时没有任何基础设施，人们必须重建居所。喝水也变得相当困难，人们得走上几公里路，才能回到伊洛瓦底江边。索说，他的童年就是在长长的挑水路上度过的。
“政府给你们多少补偿？”一个美国人问。
“一分没有。”
“政府就直接把你们赶走？”
“是的，先生。”
“疯狂的独裁者！”美国人愤怒地嘟囔着，像是要跟谁干上一架。
“但是蒲甘最终也没能评上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缅甸政府龃龉严重。”索说。
我们走出考古博物馆，在静谧的湖边喝着工作人员带来的冰镇饮料。湖边有当地人的茅草房，屋顶铺着晒干的棕榈叶，墙上挂着昂山素季的挂历。那挂历和美女挂历具有同样的风格。昂山素季的脸上甚至被PS出一层淡淡的红晕。
在索的帮助下，我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聊起天来。她告诉我，她对这里的生活很满足：“孙子们都长大了，而且我们能从土地上得到足够的食物。”
“如果这里得到开发，你会更富有。”喝着零度可乐的意大利太太在一旁插话。
“我不想发财，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幸福。”
“好吧……”意大利太太耸耸肩走开了。
老婆婆抽着一支芭蕉叶卷成的大号土烟，用半个晒干的椰子壳当烟灰缸。她的身体看上去依然硬朗，头发用篦子梳过，显得十分齐整。屋内昏暗，可她整个人有一种带着光晕的尊严。
我问她关于搬迁的传闻。她说，已经听说了，不过NLD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他们不必搬走。她希望这是真的。
NLD是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如果有一天佛陀要我们离开，”她说，“我希望那一天晚点到来。”
游轮上的日子，很容易让人失去时间感。河流不舍昼夜地流淌，像带着某种巨大而不屈的使命。进入缅甸中部，河流两岸变成半干旱的荒原景象。尽管这是缅甸，但在旱季的末尾，到处仍然是一片土褐色。日复一日，景色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种热带的荒凉在眼前蔓延。空气很热，甲板在白天可以把你的鞋底烤软。两岸的山包，尽是森林被砍伐的痕迹，几十年前，这里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如今大地已经成为荒漠。
每天傍晚，客房服务员会把第二天的行程单放到床上，夹在一本小册子里，这样下船后便可集齐一本，作为纪念。我发现，行程单上除了时间安排，还会在结尾处引述一段名言。
比如第五天的行程单上，是达米卡法师《善问妙答》中的一句话：“被恐惧所慑，人们前往圣山、圣林、圣地。”这句话缺乏语境，看起来像是某种嘲讽，因为我们一路上都在参观圣地。
有一天是爱因斯坦的话：“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
一天，正当我对窗外的风景感到倦怠之时，行程单上适时出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于是我戴上墨镜，继续凝望窗外。
晚餐后的生活相对丰富。除了电影和冰激凌，还会请来驻地附近的艺人上船表演。其中有占星师、魔术师、舞狮队、木偶艺人、大象舞者、缅甸二人转演员。
魔术师叫阿拉丁，有“缅甸大卫·科波菲尔”之称。那晚，鲍勃也来了。
“你之前没看过吗？”我问鲍勃。
“看过很多次了，”鲍勃懒洋洋地回答，“因为表演得太差劲，反而让观看变成一种乐趣。”
我想，鲍勃无疑拥有普鲁斯特所说的“新的眼光”。
那晚，阿拉丁表演了大变活人、飞刀、砍头、扑克牌等魔术。他是个瘦高如竹竿的男子，频频从大一号的西装中掏出道具。演出结束后，我问阿拉丁师从何人。他说，他家从他爷爷的父亲那辈起，就以表演魔术为生。他还带了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是他的女儿，也是他表演飞刀和砍头的搭档。
我问阿拉丁生意如何。
“过得去。”他说。
每逢周围的村子建了新庙，或者有婚丧嫁娶，阿拉丁就会被请去表演。那样的场合如同节日，往往全村出动，直演到深夜。整个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都保持着这样的传统。记得有一次，我在泰北的金三角过夜，整夜听到湄公河对岸的老挝村庄歌舞不休——为了庆祝一座佛像的落成。那晚，我一夜无眠，只觉得整条河的水都在沸腾。
大河两岸，生活和传统绵延不绝，这让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多少有了点慰藉。比如，在这里，身体依然是展示美的主要场所。我常看到穿着笼基的缅甸女人在江边洗澡，即便我站在甲板上，她们也毫不在意。她们走到河中，把旧笼基展开，脱下，换上新笼基，然后撩着水，清洗身体，再洗涤脱下的衣服。一连串的动作优雅而娴熟，是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的仪式。等她们从河里走出来，长头发还滴着水，浸湿的笼基裹在苗条的身体上。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条河依然保留了很多东西，很多美感，它们如同沉淀在河床上的泥土，滋润着生活。
在河水不能抵达的地区，牛车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一天傍晚，我们乘着牛车前往一处能够俯瞰伊洛瓦底江的要塞。我们下船，两人一部牛车，一路颠簸，扬起大串烟尘，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大军。最初，太太们还想着以手掩鼻，但很快自暴自弃。只有知香太太仍然坚持优雅，拿着一块小手帕，不时擦着鬓角，就像江户时代的女眷。我们经过一个村落，破旧的吊脚茅屋一座连一座。人们正在生火做饭，炊烟缭绕中传来犬吠声和猪圈里的哼哼声。牛车拥有巨大的木头车轮，走起来哐当作响，声音极大。羊群害怕，纷纷躲向山坡，烟尘便更大。
我忽然想到，毛姆当年在缅甸旅行时，坐的不就是这样的牛车？那时很多地方还不通路，牛车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而毛姆居然还能在这样的牛车上阅读莎士比亚。钦佩之余，我只能一次次把自己被颠开的屁股挪回坐垫。
牛车走了好久，到达山顶要塞时，夕阳已经染红江面。眼前如一幅古代山水，让人沉醉。岸边的土地因干旱而龟裂，驮水的牛车正沿土路驶回炊烟袅袅的村子。对岸是一座佛塔，温柔地呈现着金色，仿佛河流的守护神。
江面宽阔而平静，只有一个渔民撑着长长的竹竿，正把小船泊回江边。妻子站在岸上守望着，几个孩子大声说笑，忽又像猴子一样，“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
这时，风突然裹挟着那年的第一批雨点来了。一切都毫无征兆。是太阳雨。江面泛起一片涟漪，仿佛有无数条小鱼从水中跃出，欢快地跳动。工作人员送上雨伞，我们站在雨中，俯瞰远方。江水转了个弯，像男性弯起的臂膀，充满力量感。水天交界处，已经沉浸在一片白色的光中。
“雨很快会停的，真正的雨季还没有到来，”温敏站在雨中说，“从这里逆流而上，只要半天时间，就是蒲甘。”
第二天午餐后，Orcaella号停泊在老蒲甘的码头。如今，蒲甘和曼德勒之间的渡轮仍然十分发达，但这里不是曼德勒的船只普遍停靠的地方。越过空寂的河道，可以望见对岸的滩涂和远方的群山。临河有一座豪华宅邸，占据整座山头，显然大有来头。索告诉我，这是军政府送给昂山将军的长子、昂山素季的长兄昂山吴的别墅。
昂山家有兄妹三人，二哥八岁时溺水而亡，昂山吴与昂山素季则一直不和。据说，部分民主运动人士曾力邀昂山吴加入政治运动，但他对政治没有兴趣。1973年，昂山吴移居美国加州圣迭戈，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一直与昂山素季断绝来往。
在仰光时，我曾去过茵雅湖畔昂山素季被软禁时居住过的别墅。如今，那里已不再是政治禁区，也无人谈此色变。只要和出租车司机说一声“夫人的房子”，司机就知道是哪里。我去时大门紧闭，透过门缝，看到守门人正在打盹。我问昂山素季是不是曾经住在这里。也许见了太多像我这样毫不相干的人，守门人只是抬起眼皮，爱搭不理地“哼”了一声，便继续合上眼皮睡去。
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断续软禁了十五年，昂山吴回国时却从未看望过软禁中的妹妹。索说，他们兄妹的政治观点不合，哥哥显然与军政府的关系更好。2000年，昂山吴向仰光法院申请继承茵雅湖畔的房产，兄妹俩由此展开长达十多年的诉讼。最终，法庭裁定房产的一半产权属于昂山吴。昂山素季已经提起上诉。
我问索，缅甸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大部分人当然支持昂山素季，她从英国回来照顾病重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之后又被软禁，她付出了太多。”索说，“不过如果你问我母亲那代虔诚信佛的人，他们会觉得，一家人为了财产闹到公堂，总归不好。”
佛教深深影响着缅甸，而这与蒲甘王朝长期力推佛教不无关系。1044年，阿奴律陀王定都蒲甘，从此开始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造塔运动。建造佛塔，是小乘佛教的一种传统，被认为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善果。据考证，蒲甘平原上曾经屹立着四千多座佛塔。蒲甘有句俗语：“手指之处，皆为佛塔。”
1996年，军政府从当地老百姓手中筹集一百万美元，用于修缮蒲甘的佛塔。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和它贫穷的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笃信佛教的缅甸人仍然倾其所有。除了捐钱，缅甸人还会用很大一部分收入购买金箔。在缅甸的很多佛塔上，都能看到人们贴上去的金箔片。
索常为这事和母亲发生争执。在他看来，缅甸还没有富裕到用这么多钱来礼佛的程度。
“如果把这笔钱用来改善教育不是更好吗？”索说，“佛陀，如果他是真的佛陀，难道会因此不满？”
“但我每次这么说，母亲总是捂住我的嘴，说我将来迟早会下地狱。”索笑起来，“这是两代人的文化差异，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想法会越来越成为缅甸的主流。”
我点点头，索说得没错。任何时代，年轻人总是最先觉醒的一群。
某天早餐时，鲍勃谈起他在当地英文报纸《缅甸新光报》上看到的一则新闻特写，介绍仰光刚出现的朋克一族。他们穿着钉子靴，染着火红色的莫西干头，在废弃的仓库里弹吉他，唱科特·柯本，呼唤现世的民主自由，而非佛教倡导的来世幸福。他们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Rebel Riot”，意为“反叛暴动”，发誓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鲍勃对我说：“他们贴金箔的父母一定快要急疯了。”
作为旅行者和游荡者，鲍勃些许遗憾于那个美好的旧世界可能就要消失。毕竟，他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心心念念的是佛的国度，神的舞台，为的是看一看幽暗的丛林、古代的佛塔，闻一闻破败的味道，在老殖民地的酒吧里喝一杯金汤力，然后片刻沉醉在遥远时代的安详。几年前，鲍勃曾在云南丽江开过酒吧。在目睹丽江的现代化后，他只身逃到缅甸。
“缅甸如果照这样下去，我还能去哪儿？巴布亚新几内亚？”鲍勃沉吟着，“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么想太自私了。”
蒲甘的佛塔散落在公路两边的平原上。公路是柏油的，通向佛塔的路是沙子的。很多佛塔掩藏在树林和荆棘中。
那天下午，我们参观了阿南达塔、苏拉玛尼塔，最后爬上高耸的瑞山陀塔，等待日落降临蒲甘平原。我们坐在塔顶上，风拂过我们的面颊。即便早已看过无数照片，我还是感到内心震动。到处是佛塔，到处是对神的称颂，像蘑菇一样，从丛林中冒出。眼前几乎完全是古代的样子。云块在天空迅疾流窜，掸邦高原在远方泛着白光。一只乌鸦突然落到塔顶，大声叫着。
它似乎在说，它比我更有权利赞美这一切。
最后一晚，Orcaella号上举办了告别酒会，大家握着酒杯，互相寒暄。鲍勃已经离开，他要去越南北部的山里隐居两个月，完成那本喇嘛转世的小说。知香太太在丈夫的名片上留下自己的邮箱，让我下次来曼谷一定要找她。俄国情侣依旧不大理人，德国伙伴悄悄下了船。澳大利亚夫妇要飞去香港，完成一笔并购交易，我祝他们好运。真正结下友谊的是加拿大人和两对美国夫妇，他们已经约好回国后一起钓鱼。
索告诉我，他要去瑞士旅行。四年前，刚做导游的索结识了一对富裕的瑞士老夫妇，他们很喜欢索，每年夏天都会邀请他去瑞士小住。在他们的资助下，索还游览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索拿出三星手机，翻出他在巴黎凯旋门前的照片给我看。他当然没穿笼基，而是穿着Polo衫和牛仔裤，看上去和任何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无异。
我问索最想去哪儿。
“美国，纽约。想去看看曼哈顿，看看自由女神像，”索操着美式英语说，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缅甸人。”
景迈山的黄昏
景迈山的黄昏
静谧是唯一的语言
我看到村中小乘佛寺的尖顶
在薄暮中陷入沉思
释迦牟尼在渐渐黯淡的金色中睡去
多少年来我学习却并不理解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走过城市和乡村也没有用
越过山川和湖海却依然为
爱、恨、生、死痴嗔
当缅甸的小和尚开始唱经
漫山的古茶树拍打翅膀
丁零、丁零——马帮身上的铜铃
我看到落日、炊烟如云
以及归鸟黛青色的流线
最后一道光轻抚万物：
远山、柴门、生火的傣家少女
还有我自己，仿佛突然间身具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