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细妹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世上的神恨她。

六岁那年，她学着阿婆的样子，在村头土庙里跪了整整一宿，可第二天，阿妈还是走了。

阿妈的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轿，也没有喧天锣鼓，她所有的聘礼只是一件崭新的花衣裳。

阿妈的嫁妆也很简单，阿爸去世后，这个贫苦的家已经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阿妈唯一的陪嫁就是刚满三岁的弟弟。

她也想去，即便以物品的名义，可那户人家是不要赔钱的女娃的。

临近傍晚的时候，阿妈牵着弟弟，跟着那个瘸腿男人走了。

她哭着跟出了二里地，那个陌生男人不耐烦地推搡，她一次次爬起来再跟上去。

阿妈也哭了，蹲在地上搂着她，久久不肯撒手。流着鼻涕的弟弟什么也不懂，看着阿妈哭也跟着哭。男人被他们哭得烦躁，骂了句难听的脏话，飞起给了阿妈一脚。

阿妈收起哭声，无声地掉着泪，手却忙不迭地去擦她的脸。

“听话，回去吧，”阿妈声音囔囔的，“再晚路就不好走了。”

男人愤而拖起阿妈，阿妈护着弟弟，三个人拉拉扯扯地向前走去。她独自跟在后面，赤脚跑过山路，一声声地喊着阿妈。

阿妈被男人扯着头发，回不了头。

最终她累了，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她趴在泥地上无声嚎哭，看着西边的日头一点点消失，连同阿妈小小的影子。吴细妹伸出胳膊，徒劳地张大手掌，却抓不住太阳，也留不下阿妈。

星光落在枝头的时候，她回到了失去所有至亲的家。

风雨飘摇的老屋里，如今只剩下瞎眼的阿婆。在她所剩无几的童年里，也只剩下这一个残缺的亲人。

“你不要怪她，”阿婆没有牙的嘴皱成一团，“她也是要活的，女人家没办法的。”

那她该怪谁呢？

像是听见了她心中的抱怨，阿婆浑浊的眼珠转向她，“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

阿婆生养了九个儿女，只活下来五个。两个女儿嫁去了很远的村子，而娶她阿妈的那个男人不许她再跟这个家来往，所以能指望的也只有二儿子和小儿子。

小儿子早年去了县城打工，慢慢断了联系，而二儿子的家庭同样的贫苦，上有瘫痪三年的岳父，下面也是一群仰着脏脸，嗷嗷待哺的崽子，能给予自己母亲的也只不过是一日三餐的温饱。

她是个累赘，即便大人们不明说，吴细妹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吃饭时二舅妈脸色难看，她就乖巧地放下饭碗，手脚麻利地背起门后的竹篓子，不声不响地跑去后山割猪草。

阿婆不敢说什么，阿婆也是看儿子脸色吃饭的。

夜深人静时，祖孙二人窝在茅屋里，听着彼此肚子此起彼伏的咕噜。

阿婆轻轻拍着她，替她扇走嗡鸣的蚊虫，哄她说这云层顶上有天宫，里面住着救苦救难的神，专门庇佑他们这些苦命人，只要虔诚地祷告，终有一天神会带着她脱离苦海。

可是神明厌恶她，慈悲的神迹从未在她的命运中显现，就像她跟着阿婆念叨了一宿，第二天醒来时，肚子依旧很饿。

她时常盼望自己快些长大，可又时常觉得长大没什么好，不过是将从阿妈到阿婆的老路再走一遍。

可无论她愿不愿意，朝夕更替，她还是饿着肚子长大了。

吴细妹出落得像母亲一般标致，田间的毒日拿她生来白皙的皮肤没有办法，一张小尖脸总是粉扑扑的，像是沾着露水的鹅蛋在粉盒里滚了一圈般细腻软糯。

寄人篱下的日子教会了她谨言慎行，讲起话来柔声细气，做起事来慢条斯理，更显得整个人小巧娇憨。

村里的青年不安分起来，就连二舅家的男孩子也总有意无意地在她眼前晃悠。二舅妈将一切看在眼里，时常一脚蹬在儿子的屁股蛋上，再怨毒地剜她一眼，大声呵斥她丑带骚。

可临近仲夏的时候，二舅妈却忽地变了脸。

那日晚饭吃得早，吴细妹收拾桌上的碎骨头时，月亮还没有爬上椰树。

二舅妈坐在竹凳上打着扇子，视线顺着她的腰身上下游走，喃喃低语。

“转眼细妹长成大姑娘了。”

她向二舅递个眼色，二舅假装没看见，别过身去，装模作样地捂着嘴剔牙。

“嗳。”

舅妈不甘心，又朝他努嘴，用胳膊肘去顶他的肋骨。

“我不管，你自己去说。”二舅推开她，烦躁地起身走回里屋。

吴细妹快速收拾好碗筷，扭头往厨房走，只当没看见二人间的哑谜。舅妈脸上堆着笑，身子一拧，起身堵住她的路。

“你眼看也快十六岁了，这以后怎么打算的？”

她只有十四岁，思忖着舅妈对自己的事情一贯不热心，记错年龄也是意料之中，因此懒得多嘴去论证，只是垂着颈子摇头，黑眸子盯着木盆里的脏碗筷出神。

“给你说个亲吧？”

她诧异地抬头，眼中满是困惑。

对于男人，那时候的她并没有什么想象。

提起这个称呼，脑中能联想到的也只有村子里的几个中年懒汉。他们每天晌午过后就背着手四处闲逛，喝茶发呆，留老婆在田里干活。

再要不就是那几个年龄相当的毛头小子，在路上遇见了，他们几个总是傻笑着相互推搡，呆头呆脑的。

她的心房还没有一丝春风拂过。

整个少女时期只有昏暗的老屋与瞎眼的阿婆作伴，阿婆嘴里的那些“爱情”故事，说来说去也无非是劝诫女人要从一而终，在家安心相夫教子的。

她听完只感到一股气闷，感觉这些故事正一点点给她施法，将她变成阿妈。

她又想起出嫁那天阿妈脸上的泪。

“不要。”

“哪有不嫁人的，德财也要娶了，你不嫁，他怎么娶的进来？”

德财是二舅的三儿子，今年二十岁。在八十年代的南洋省，这年纪已经算得上晚婚，毕竟村里的那些男孩二十出头就做了爸爸。

“福昌。”

她扭捏了一会，轻声吐出这个名字。

福昌是邻居家的小儿子，生得纤细白净，看上去文气得很。但也只有吴细妹这么认为，村庄里其他人都觉得他憨傻，不会有什么出息。

每次见到细妹，福昌总是躲得远远的，冲她腼腆地笑，不像别的男人老是趁机凑到她身边，寻机会摸一把，抓一下的。

他会帮她割草，打水，也时常将采来的野花悄悄别到她的竹筐上，一切都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安静的，妥帖的，没有任何威胁。

唯一不好的，他是个小哑巴，家里条件也不好。

吴细妹不在乎这点。如果非要她在男人里选一个的话，她想跟他凑一对。

尽管她还不知道夫妻到底是什么含义，大抵不过一张床上睡，一张桌上吃，为他洗衣生娃，她想了想，福昌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今后求神时她也愿意帮他祈福求寿的。

“福昌有什么好，不精不神的，”二舅妈一脚踏碎她的梦，“依我看，岭西的吴阿弟不错，人又神气，你嫁给他好福气，睡在珍鼓里脚都直方言，形容人逢喜事精神爽，万事顺心。”

虽然叫阿弟，足有三十七岁。

“不去，他打老婆的。”

这是实话，吴阿弟媳妇挨揍时的哭喊全村都能听见。

“男人都有点脾气嘛，”舅妈撇嘴，“你哄着点他。”

“他有老婆的。”

“以前有，现在不是跑了嘛。”

半年以前，吴阿弟的老婆忽然不见踪影，他家对外说是跑了，可村里女人们私底下传言，说八成是给打死，拖到哪里去埋了。

“不，要嫁就嫁福昌，别个都不要。”

“还自己挑上了，多心女子穿破裙方言，水性杨花的女子没有好下场。”

二舅妈狠狠地丢下这句话，扭头走了。

阿婆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吴细妹出嫁了。

聘礼是 800 块钱，村里人都说她好福气，毕竟只有在县城打工的吴阿弟才能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掏出这笔钱。

后来德财用这笔钱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这些都是后话。

娶亲那天，吴细妹板着脸，神情木然，看着吴阿弟裹在一群烂哄哄的闲人里面，沿路派烟扔糖，跟村里懒汉们咬耳朵，讲些下三滥的笑话。

她在送亲的人里看见了福昌，还是那身旧衣裳，远远地躲着，只是这次是躲着哭。

呀呀的哭，原来哑巴哭起来也会有声音的。

福昌你不要怪我，要怪就怪我命不好吧。

她命不好，生来是受苦的。

阿婆总是这么告诉她，要她忍着，忍过了这一生，来世就好了。

那一夜，她独自驶入未知的命运，耳畔是男人野兽般地喘息。

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懂吴阿弟为何要这样对她，只是身体的疼痛让她隐约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她开始怀疑，定是自己的言行招惹了一切苦难，就像村人背后说母亲的那样。

她哭了，为自己羞愧，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怪不得别人，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吧。

那一夜，她只有十四岁。

来不及长大，已然老去。